周健华，原名邓晓村，笔名碧天。1930年8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佟家乡太阳岭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的父亲邓秀山曾担任过农务会长，因天灾，减免了农民的赋税，被县知事关入大牢。为了赎买父亲出狱，家中卖掉了30垧良田，从此家道中落。

周建华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双阳中学。在学校，深受当时地下党员，教务主任兼任国文及史地教员肖丹峰的影响，不仅学识进步很快，视野也大为开阔。1930年，周建华考入吉林省立第一高中。次年，经校长金鼎铭先的介绍，周建华到省田赋局局长杨梓玉家当家庭教师，负责为杨梓玉的次子补习几何、代数等功课。在他思想影响下，杨梓玉辞官不做，以示爱国。

在校读书期间，周建华结识了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李世起。第二年周建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周建华任共青团磐石县委委员。同年9月，苏营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周建华任大队政治部主任。周建华到部队后，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直接参加了三源浦、八道江等多次战斗。经过战斗的洗礼，周建华已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指挥员了。

周建华独立指挥的第一次战斗，是著名的冰湖沟战斗。1935年初春，周建华根据杨靖宇的命令，率部队到临江县五道沟与杨靖宇汇合，不料与日伪军“讨伐队”不期而遇。周建华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迎头痛击，日伪军毫无准备，倾刻，溃不成军，狼狈败走。

杨靖宇来到后，了解了情况，赞扬周建华临机处置的果断。两军汇合后，受杨靖宇的委派，周建华率警卫部队在冰湖沟阻击敌人。夜半时分，200余敌兵进入我军伏击圈，周建华举枪击中敌指挥官。敌军腹背受敌，纷纷束手就擒。

1935年，周建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政治委员。1936年5月，组建第一军第三师，周建华调任第三师政治委员。从此，他与第三师师长共同指挥第三师，取得了多次军事胜利。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联为支援关内抗战，频频出击日伪军，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敌人羞恼成怒，加紧了对抗联的“讨伐”。1937年，日军冈田少佐率20余人乘汽车自清原县城去南山城巡视。周建华得到情报，决定消灭这股敌人。18日清晨，周建华率部队埋伏在敌人汽车返回的必经之地松木岭下。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抗日战士枪声大做，敌军司机当时脑袋开花，冈田跳车，妄图逃命，被我军战士击毙，除一各敌军逃生外，其余无一生还。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20余支，军刀6把。伏击战的胜利挫败了敌人嚣张的气焰，鼓舞了三师的士气。

杨俊恒是杨靖宇将军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生前曾任抗日义勇军连长、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长、第一军第二教导团团长、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三师西征结束后，于1937年秋调总司令部工作，协助杨靖宇将军处理军务。

杨俊恒1910年生于吉林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几年小学，后因贫困辍学回家。不久，参加东北军，在六七六团王树棠部下当兵。他的军事素养提高很快，不久即被提拔为少尉排长，他是当时最年轻的军官。

“九·一八”事变后，王树棠率部投降日寇。杨俊恒坚决反对这种卖国行为，暗中鼓动士兵进行抗日活动。这种行为得到营长苏剑飞的赞扬和支持。他们乘团长外出之机，率领爱国士兵，砸开军火库，取走枪支弹药，将队伍拉到哈尔滨参加了李杜等领导的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失守后，他们率领部队转战珠河、方正、五常等县。不久，在五常沟，与田霖领导的抗日队伍相逢，并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联合抗日队伍，在五常、舒兰、蛟河、敦化、安图等县多次重创日伪军。

1937年，苏剑飞，杨俊恒在柳河县境与海龙游击队会师。同年9月，将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南满第一游击大队、苏剑飞任大队长，杨俊恒任第一中队长。不久，杨俊恒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5年苏剑飞壮烈牺牲，杨俊恒继任大队长。从此，杨俊恒率领南满游击队继续活跃在濛江、金川、抚松一带。不久，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与军部会合，杨靖宇决定将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杨俊恒任团长。

1936年，杨靖宇率第一军主力再次到通化、辑安（今集安县）展开抗日游击战争，队伍发展迅速，因此，军部决定将第二教导团、第五团一部和游击大队等扩编为第三师，杨俊恒被任命为第三师参谋长。

为了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1936年11月，杨俊恒同王仁斋师长、周建华政委在参加军部会后，决定由三师组建 骑兵部队，准备西征。西征途中，杨俊恒身先士率，英勇作战，为了部队安全，每到一处，他都不辞辛劳亲自查看地形、放哨。由于杨俊恒与杨靖宇容貌相似，又系同姓，敌人误把杨俊恒当成了杨靖宇。以致传出了“杨司令率队西征”的佳话。

1937年，杨俊恒调军部，协助杨靖宇处理军务。1938年杨俊恒跟随杨靖宇转战于老岭山区。为了消灭杨靖宇的抗联队伍，日寇将精锐部队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调来辑安。同年8月，杨靖宇率部队从八宝沟出发。此时，后卫部队传来报告说：驻在辑安的索旅，清晨正从县城出发，已接近庙岭。杨靖宇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决定返回长岗，打个伏击战，吃掉送到嘴边的敌人。

战斗打响后，敌人乱作一团。仅用十几分钟，敌人即溃不成军。就在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东南方向突然响　起枪声。原来，担任控制东南制之高点的四连忙于下山缴获战利品，结果，敌乘虚而入，抢占了有利地形，向我军反攻。夜幕降临时，仍然没有改变我军的不利态势。杨俊恒完全忘记了个人安危，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率队冲锋，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杨俊恒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甘洒热血为人民的一生。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侯国忠，1904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大荒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读过几年书，后因贫困而中道辍学，年龄稍长，又到一家油坊学徒。不久，原吉林省防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八团二营营长王玉振在士兵推动下，率队抗日。侯国忠闻讯，遂加入王玉振部。后来王玉振在日寇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面前，又变节投敌。侯国忠不甘受敌人驱驰，鼓动24名爱国士兵在珲春县马滴达举旗抗日。候国忠的壮举引起了中共珲春县委和珲春县游击队的注意，他们派人与侯国忠联系。经说服、启发，侯国忠认识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遂率队加入珲春县游击队。从此，侯国忠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4年3月，中共东满特委决定合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游击队。正式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独立师。会后，珲春县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师第四团，侯国忠先任连长，不久，升任第四团参谋长。

1935年，3月第二军独立师调整师，团两级干部，侯国忠改任第四团副团长。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侯国忠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指挥部队接连攻克了3个“集团部落”，歼灭了3支伪自卫团。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侯国忠担任第四团团长。6月，在军参谋长刘汉兴率领下，开始向绥宁地区的东宁、宁安进军，扩大游击区。

1936年，侯国忠得知一列敌军用列车由牡丹江开往绥芬河。为补充部队装备，侯国忠与第五军留守处主任张中华决定设伏截击。战斗的结果是击毙敌军百名、击伤30余名，死伤战马60余匹，同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

1938年，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派部西征。7月，侯国忠与陈翰章率第五师参加了西征战略行动。他们率部由牡丹江南下，然后向西挺进途中袭击了镜泊湖水电站。接着又破坏了宁安、敦化，图们、宁安两条公路。7月下旬，第五师进入额穆县境，攻破刘家堡，在半截山击毙日寇指挥官。8月，粉碎600余敌军的进攻，毙敌200余名。

1939年7月，在安图县汉窑沟，第二军四、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侯国忠任第三方面军副指挥。从此，他更加英勇地指挥南征北战、屡立奇功。使第三方面军声威大震。

1939年8月，第三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第九团、第五军陶净非部联合攻打安图县大沙河。侯国忠率一连兵力，埋伏在大沙河南方的杨木条子，准备截击来自安图县方面的日伪援军。8月24日，陈翰章率部攻占大沙河镇。安图县百余名日伪军立即出援。候国忠率部堵截，与日伪军展开激战。

大沙河之战，是侯国忠参与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他用自已的鲜血浇灌了大沙河战斗的胜利之花，谱写了又一曲抗日的乐章。

北京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创办的慈善机构，内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部，专门收养、培育衣食无着、流浪街头的儿童。曹亚范，又名曹青山、曹俊杰，1911年生于北京一户贫寒人家，因家中无力抚养，他自幼被送进香山慈幼院。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慈幼院建立地下组织，播下革命火种。因此，曹亚范自童年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8年，东满亟需小学教员。北京党组织通过合法渠道将曹亚范派赴东北。1933年，曹亚范到和龙县工作。先任县委委员，不久，任县委书记。在县委书记任内，他将积极打击日伪列为工作重点。由于曹亚范工作出色，1935年，在东满党团特委联席扩大会议上，当选为秘书长。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曹亚范任第二团政委，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下辖三个师，金日成任三师师长，曹亚范任政委，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原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牺牲，第一路军决定调曹亚范继任二师师长。金日成为曹亚范饯行，席间，金日成再三叮咛，多多保重。

曹亚范接任二师师长后，于6月率部配合第四、六师在长白县十三道沟，重创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联队。

1938年除夕之夜，曹亚范指挥部队出其不意地攻入孟家沟“集团部落”，敌军惊荒逃遁。当部队将缴获的大量粮食、衣服收拾完毕，准备转移时，在回头沟东与四、五百名敌军遭遇。曹亚范临危不惧，果断指挥应战。抗联将士势如猛虎，敌人抱头鼠窜而去。逃回敌人营地的士兵如惊弓之鸟，有的在梦中惊叫：“快逃呀，曹亚范来了！”可见，曹亚范之名已威震敌胆。

1938年，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干部会议，曹亚范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但仍然被任命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日寇为清除东北的腹心之患，将驻屯军增调至50万，使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形势虽则严峻，曹亚范仍率第一路频繁出击。先后在尖刀岭、土口子、大荒沟、庙岭、东大街连创敌军。曹亚范率军进入辑安后，连战皆捷，打得敌人叫苦不迭。

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殉国后，曹亚范怀着满腔悲愤，率领部队向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据记载：

1940年2月2日，在临江珍珠门、大阳岔一带袭击了伪警防队和伪森警部队。

5日，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了伪军第六团和森林警察部队。

6日，在濛江湾痛击了敌长岛工作班、毙敌11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9支、手枪3支、粮食400余斤。

中旬，在濛江湾沟、临江大板石沟等地与日伪军、伪森林警察“盘旋游击”。

22日到月底，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敌人、缴获了牲口、被服、粮食等大批物资。1940年曹亚范在龙泉被判徒暗害，时年29岁。将星殒落、天地悲凉。

陈翰章，1913年6月14日出生敦化县西半截河屯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于敖东中学。1931年春到文庙小学任教。1932年，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经人介绍到王德林统领的救国军司令部工作，因此得以结识在救国军任参谋长的抗战名将周保中。在周保中的培养教育下，陈翰章进步很快。入伍不久，即任战地鼓动队长。

1933年，年仅20岁的陈翰章已升任救国军总部秘书长，并已成为地下党员。1934年，陈翰章调到党领导的宁安工农义务队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升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旋即调任第二师参谋长。

1936年，陈翰章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在陈翰章的率领下，第二师与第五师配合，在宁安县团山子与伪军战斗，毙敌40余名。5月，在镜湖南部与日寇佐藤部队激战，击毙佐藤留次郎以下10余官兵。同月，又在宁安县烟筒沟袭击伪警察队31人，将其全歼，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28支。被日酋称为“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

为了消灭陈翰章所部的抗日武装，敌人玩弄政治阴谋，驻宁安的日本宪兵队要求会见陈翰章。经第五军军部批准，陈翰章在唐头沟东山接见日本浪人雄谷太郎。雄谷建设抗联与日军合作；或者不愿合作，将部队移出三江地区，保存实力，以待时机云云。

陈翰章义正辞严地回绝了日寇的条件，并警告雄谷，不要再当军国主义分子的鹰犬，否则，再以相逢，杀不赦。雄谷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1938年5月，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陈翰章率第二军第五师与抗联第四、五军等部开始西征。陈翰章率部由牡丹江南下，直捣正在修建的镜泊湖水电站。7月初，焚毁了工程事务所，解放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数年的水电站，仅开工半年，就受到严重破坏，被迫停工。

1939年7月，第二军第四、五师合编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不久，即取得大沙河战斗的胜利。大沙河战斗，历时4天，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50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自1939年以后，陈翰章率领抗日健儿驰骋沙场，屡立奇功，打得日寇及伪军心惊胆裂，日夜不宁。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杨靖宇总司令及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先后殉国。为了牵制敌人，陈翰章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让日伪知道：杨总司令虽然牺牲了，东北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因此熄灭。

同年10月，陈翰章和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会合。他们决定，由陶净非带领20余名老弱人员进入小沟密营，其余40多名战士由陈翰章带领继续战斗。

12月8日夜，由于叛徒出卖，敌人调集重兵包围了陈翰章所部的驻地湾沟村。

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百倍之敌展开力量悬殊的生死决战。在接连击退日伪军四、五次进攻之后，战士们纷纷倒下，陈翰章孤身一人与敌人对峙。敌人企图软化英雄，提出优厚条件让陈翰章投降，陈翰章不为所动，终于慷慨殉国，鬼泣神惊，天地异色，为一抗战名将送行。

汪亚臣，曾用名王景龙，原籍山东。1911年生。他幼年丧父，跟随母亲、哥哥来到吉林省五常县。念过一年私塾，15岁，只身到苇河县（今黑龙江尚志当上了伐木工人）。一度流落江湖，沦为土匪，报号“双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汪亚臣劝告土匪头子保胜停止劫掠、举旗抗日。保胜祜恶不悛，继续抢劫百姓。汪亚臣无奈之下，联合手下有正义感的弟兄，铲除了保胜，在弟兄共同推举之下，汪亚臣成为“双龙”队队长。

1933年，汪亚臣感到依靠自已的队伍抗日毕境势单力薄，于是率领双龙队投靠了宋德林领导的反日山林队。宋德林将双龙队改编为第四支队，汪亚臣任支队长。在不长的时间里，汪亚臣配合宋德林攻打了金马川，向阳山等多处敌人据点、缴获了许多军事物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1933年底，汪亚臣所率的第四支队已发展到200余人。

1935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于汪亚臣部的抗日活动了解颇详，决定将汪亚臣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第八军。同年，汪亚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汪亚臣率领队伍来到五常县北部同三军三师主力汇合后，在尖山子同珠河县负责人会晤。将队伍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汪亚臣被任命为军长、侯启刚任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任参谋长。

同年夏，汪亚臣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主力来到五常县桦皮场，待悉日伪“讨伐队”1000余人在这里活动。汪亚臣认为是一个歼敌的良机，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战斗打响后，激战两天两夜，重创敌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战后，中共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三军、六军党委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汪亚臣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亚臣仍任军长、原谋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发展到19个团，共1000余人。

同年秋，汪亚臣率部来到西关街。离小街不远有处小土山。日伪军500余人出西关街。汪亚臣命200余名战士上了小土山，命令其余部队在山脚下没伏。日军发现抗日武装，匆匆直奔小土山，妄图抢占制高点。被山脚下埋伏的战士从两侧夹击，抗联战士从小土山俯冲下山，日伪军三面受敌，立刻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不到半小时，战斗结束，共打死打伤敌军300余人，缴获步枪300多支、子弹60多箱、小炮一门、机枪7挺。

汪亚臣是一位传奇式的抗日将领。他经常化装成伪军，打击日伪军，还有一次，感动得伪军团长送给抗联大量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严酷的阶段。日军对抗联十军除更加疯狂地进行军事“围剿”外，又加强了特务活动。敌人还封锁山道，以隔断群众与抗联十军的联系，妄图饿死、冻死汪亚臣等抗联十军将士。

1941年1月，由于日伪特务王永贵及汉奸告密，日酋率日伪军300余人，来到抗联十军驻地。汪亚臣鉴于敌众我寡，决定转移。人员虽安全撤出，但给养却被敌军焚毁。

除夕夜，汪亚臣派战士护送18名送粮老乡回家过年，不幸被汉奸发现，报告了日军守备队。

经过，28、29日两天的战斗，汪亚臣被敌军团团围住。汪亚臣毫无惧色，但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1955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暨各界人民沉痛公祭汪亚臣将军，公祭祭文中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将军十年如一日，英勇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已的生命。将军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英雄的事迹永垂不朽！”

魏拯民，原名关有为，字伯张，又名魏民生、魏锄耕、李新良、张达、冯昆、冯康等。1909年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本村私塾，13岁入县立高小。16岁考入省立太原第一中学。192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阎锡山军阀的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为组织反日游击战争，选派许多优秀干部来东北工作，魏拯民即是其中之一。1932年春，魏拯民来到哈尔滨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和哈尔滨市委书记。

1934年冬，杨光华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后，发现东满地区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有如同中央苏区开展反“AB团”斗争的类似情况，深感问题严重，经省委研究决定派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到东满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魏拯民经过艰苦细致地工作，圆满解决了问题，使处于混乱状态的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得到整顿，稳定了局面。这是魏拯民对东满党的建设和朝鲜革命发展的重大贡献。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政委，发表了《成立宣言》，号召联合一切反日部队，反日团体，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魏拯民还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积极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据敌伪资料记载，在东满人数较多的伪军哗变即有8起之多。这些却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直接结果。

1935年5月，魏拯民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期间，他还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汇报了东满党的抗日斗争的情况。此时，中共代表团已决定撤消满洲省委，成立东满、南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魏拯民被任命为东满省委书记。

1936年，杨靖宇、魏拯民再度会合，决定将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东南满党合组一个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一、二军和东、南满地区党的工作。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司令、魏拯民任省委书记。与此同时，部队声威大震，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

1936年，二军军长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仅要领导地方党的工作，还要承担起直接指挥作战的任务。在反日斗争中，魏拯民与金日成结下深厚友谊。1937年，当金日成率部回国开展斗争时，魏拯民指挥部队在长白、临江开展活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使金日成部队出其不意地攻占普天堡镇，随后，中朝部队又在间三峰并肩战斗，重创了从朝鲜跟踪而来的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联军。

1938年，在魏拯民与杨靖宇共同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老岭会议。会议决定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1939年，杨靖宇率总司令部来到桦甸与魏拯民会合。他们共同分析敌情，决定在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杨靖宇牺牲后，魏拯代指挥，依然率领一路军坚持抗战。

1941年魏拯民所住的密营因叛徒告密而被日伪发现。敌人不惜集结重兵，将仅有12名战士的密营包围。无论敌人如何利诱劝降，魏拯民都不为所动，坚决与战士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被敌弹射中，壮烈殉国。

人民永远不忘魏拯民烈士！1986年中共吉林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吉林市风景秀丽的北山公园，修建“魏拯民烈士陵园”。魏拯民烈士安卧北山，笑看祖国人民的繁荣昌盛。 

1913年，韩仁和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一户普通人家。他排行最小，自幼聪明颖悟，深受父母和兄长的钟爱。为了将他培养成人，全家人紧衣缩食，供养他读完小学。小学期间韩仁和不仅学习名列前茅，而且书法也为众人所不及，遗憾的是终因家庭生活日渐拮据，使他不得不中道辍学。不久，投到东北军当兵。

1936年韩仁和所在的部队降日，被改编为吉林警备旅第十四团。1933年，伪十四团奉命迁驻吉林东大营。曹国安、宋占祥等中共地下党员策动伪军哗变。韩仁和所在的伪迫击炮连光荣起义，被改编为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韩仁和任班长。由于他政治坚定，文笔出色，在1933年调到组建不久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任秘书。从此，韩仁和就一直工作战斗在杨靖宇将军身边。

跟随杨靖宇南征北战，韩仁和的政治和军事才干提高很快，有鉴于此，于1936年，被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秘书处长。在军部，韩仁和主要负责政治宣传、通讯联络、除极重要文件由杨靖宇亲自起草外，许多文件大多出自韩仁和之笔。

韩仁和除主管政治宣传外，也协助杨靖宇研究决策全军的军事行动、作战方针、战略战术，并协助杨靖宇指挥作战。成为杨靖宇的得力助手。

1938年，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和中共南满省委在辑安老岭召开会议，韩仁和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从抗联第一军第一、二师抽调部分兵补充第三师，准备西征。鉴于韩仁和已经历过多次战斗，文武双全，故会议决定任命他为第三师政委，独立指挥作战。

正当韩仁和积极补充第三师、组织西征时，原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形势突变，会议只能改变军事部署，决定取消西征计划，改编第一路军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任命韩仁和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

1939年，抗日斗争环境非常恶劣，而韩仁和却率领警卫旅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年间共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3000余云，手枪数百支，子弹20余万发。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证了杨靖宇和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对全军的指挥。1940年，韩仁和不顾自已的安危，在濛江县青江岗毅然告别杨靖宇，率警卫旅60余人，佯作杨靖宇主力，大张起鼓北上桦甸。敌军被韩仁和年率的警卫旅引走了。杨靖宇在濛江陷蔽下来。杨靖宇殉国后，韩仁和率警卫旅转战于五常、穆陵、宁安、汪清、东宁、安图、和龙一带。7月毙伤敌人4名，缴获机枪两挺。8月毙伤敌人14名。9月率部20余人袭击镜泊湖警察分驻所和自卫团、毙敌4名、缴获步枪一支、子弹30发。

1941年3月，韩仁和率9名战士在宁安县上湾沟与日军发生激战。他们虽则处于劣势，但顽强地与敌人拼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时年28岁。

韩仁和以血肉之躯在人民心中筑起了一座抗日丰碑。

刘汉兴，1910年生于抚顺，10岁随全家迁移到东宁。幼年读过几年私塾，熟悉《岳飞传》、《杨家将》等小说的人物，从小就立志为将，杀敌报国。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参加东北军，在二十一旅六五九团当兵，不久即选送吉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28年毕业后，当过排长、连长，一直驻守在牡丹江和附近的铁路沿线。

“九·一八”事变后，刘汉兴目睹大好山河沦入敌手，心中已萌动抗日雄心。1932年，刘汉兴率部参加吉林自卫军，被任命为第二旅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后升任第三团团长，旋即奉命在镜泊湖与日寇展开一场恶战。

经过半年多的血战，他以军人的思考意识到，没有充分后勤补给的尴尬处境，心中十分苦闷。他的部下甚至劝他落草为寇，当一名山大王。刘汉兴当然不为所动，他难以想象，一旦成为乌合之众，如何将日寇逐出中华。恰于此时，他的部队与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所率部队相逢。从此，刘汉兴走上抗日正途。

刘汉兴指挥过几次漂亮的战斗，显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被周保中将军派往原救国军将领柴春荣部任参谋长。1934年，经周保中、王润成介绍，刘汉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刘汉兴调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参谋长。

1935年，根据第二军的部署，刘汉兴带领三团、四团，离开东满向吉东的东宁、安宁进发，协同周保中领导的五军对敌作战，开辟游击区。

1936年，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二军政委魏拯民自苏联归国，在安图召开会议，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刘汉兴仍任参谋长。安图会议后，刘汉兴率第二师继续在绥宁与第五军配合作战，多次重创日伪军。

1936年，刘汉兴被派赴苏学习。刘汉兴进入莫斯科东方殖民学院学习后，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将名字改为陈龙，此后，沿用至逝世。1939，陈龙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被分配至延安，任中央社会部治安（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

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扈从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其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主席。“二龙护驾”的故事留很久。回延安之前，周恩来曾希望他出任南方局社会部长，他婉言辞谢，一心想回到魂牵梦萦的东北大地。毛主席得知后，十分赏识陈龙的想法，打破一向不送礼品的习惯。破例将在重庆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欧米加手表转赠给陈龙。

在东北，陈龙先后担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北满军区社会部长、松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在他们的领导下，一举扑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东北先谴军与反动会道门勾结策划的“八·二八”暴动，受到党中央和社会部的通电嘉奖。

伊俊山，原名伊绍宗，字少师，曾用名伊少。1908年11月生于吉林省拉林东城子沟子沿屯（现黑龙江省五常县拉林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由于祖父、为吸食鸦片，家产挥霍罄尽，只剩几亩薄田。他幼年丧母，先在本屯私塾读书，后入双城第三中学学习。1927年入北平弘达学院补习。次年考入外交部俄专，该校后改北平大学商学院，伊俊山专攻俄语和经济学专业。

1928年10月，伊俊山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铁道学校。1930年归国。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与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号召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伊俊山大学毕业，返回东北，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4年，伊俊山与老同学――中共宁安县委书记李范五取得联系，送即投奔抗日游击区。同年他在宁安县与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主任周保中会见。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伊俊山任第一师第三团政委，参加并参与指挥了宁安袭击判徒郑营战斗、进攻大甸子、双沟突围等大小战斗十余次，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1937年，在周保中指挥下，伊俊山与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各军760余名指战员攻打伊兰县城，毙敌300余人，破坏了敌人的城防设施、银行，扩大了抗日联军的声威，推动了下江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动摇了伪军、伪警的军心。三道河子伪森警大队、和伪军第三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先后哗变，走上抗日道路。

1937年3月，伊俊山被抗联第五军军部派到第二军独立旅任政委。四月，独立旅由伊兰、方正两县交界之三道沟出发向南满远征，历尽艰险，经半年的行军，在濛江县与第二军政委魏拯民所率的第二军军部会师。

同年11月下旬，魏拯民和伊俊山在濛江、抚松与日伪军冬季“讨伐队”相遇。他们昼伏夜行，抓住战机，控制制高点，歼敌百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两台发报机。战斗胜利结束后，魏拯民、伊俊山带领部队进入金川县活动。部队到达金川后，迫使驻防浑江两岸的敌人出洞，我军突然进入通化、辑安县境，向老岭进发。

伊俊山在老岭，参加了抗联第一路军和中共南满省委负责干部会议。会上，他报告了北满、吉东抗日形势及第二军独立旅南征的情况。

1940年，伊俊山调任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于1946、1947年间，伊俊山先后担任牡丹江军区政治部民道科长、绥阳县县长、专员公署秘书室主任，牡丹江省建设厅秘书主任等职。

1953年，伊俊山调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公司任副经理。他自抗战离家，从未归家探亲。

1958年，伊俊山抱病出席公祭杨靖宇将军大会，并即会赋诗言志。

1964年，正当伊俊山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勤奋工作的时候，病情不断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1964年3月1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王润成，又名马英，汉族，1910年8月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1930年10月，王润成在宁安师范学校念书时，经邱文华、胡成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中共宁安县城支部书记。1932年春，受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派遣到王德林救国军工作。救国军溃散后，王润生受中共东满特委的指派，担任延（吉）、和（龙）、汪（清）、浑（春）四县游击队绥芬办事处主任。1933年9月，汪清、浑春两县游击队联合吴义成部抗日军攻打东宁县城失利，吴义成企图制造分裂，密谋收缴东满各县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还在绥芬河逮捕了反日会会长崔振和等人。王润生和陈翰章根据党的指示，亲自出面，以诚恳的态度向吴义成申明大义，终于说服吴义成改变了态度，使事态得以平息，在抗日队伍内部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

1933年，王润成调任中共汪清县委宣传部长。当时，东满各地正地开展“反民生团斗争”，斗争出现扩大化趋势。王润成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汪清县的义勇军小队（即以前的少年先锋队）一共30多人，都是十六七的小孩子，也被怀疑为“民生团”。为了解救这些年轻人，王润生向县委建议。将这些小队员送周保中处，让周保中对他们边训练、边考察，然后再行处理。县委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些年轻人被送到周保中处，实际是保护起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成了抗日联军第二军的骨干。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下设四个团，王润成担任第四团政委。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安图县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下辖三个师，王润生被任命为第二师政委。

1936年，王润生肩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联络和护送老弱病残人员（包括一部分去苏联学习的学生）去苏联的重任，数次越境入苏，每次都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1938年，王润成被苏联内务部突然逮捕，被怀疑私自带人过境。王润成被判刑8年，流放劳动。1946年刑满释放，但不准离开当地，仍在原地做工，直到1954年才获准归国。

回国后，王润成一直使用马英这个名字。马英的问题由北京市委审查，经周保中证明，是苏联内务部的误会造成的，无任何问题。在监狱中对革命未失去信心，出狱后仍忠心耿耿。因此，北京市委决定恢复马英的党籍，党龄仍从1930年算起。1958年，马英调舒兰矿务局副局长，行政级别12级。

在马英任党委书记期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工人打成一片，深得工人的爱戴。他还喜欢听工人的“牢骚”。他认为发牢骚也是一种意见。

鞠躬尽瘁，死而后。马英长期带病坚持工作。1965年10月，马英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党委工作，关心局里的每一件事情，使医生、护士深受感动。由于病情恶化，马英住院不到10天，便与世长辞，享年55岁。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1902年2月7日生于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七期工兵科学习，1924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立即担任滇军步兵团连长。因对军阀混战不满，毅然脱离滇军，投身广东革命洪流之中。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在新编第六军工作，公开职务是第十八师少将副师长兼五十二团长。一度兼任湘东警备司令。1927年奉党中央之命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书记。同年，被推为由自卫军和救国军组成的联合军总参谋长。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仍任军长兼军党委书记。1937年，在第五军的积极工作下，宁东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起义，改编为第五军警卫旅，不久，在周保中的关怀下，警卫旅又改编为第三师，成为第五军的骨干部队之一。

1935年，党中央与东北党组织失去联络。周保中曾多次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于1938年，亲赴苏联。在多次联系无结果的情况下，周保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延安《新华日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从中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此来指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使身陷敌国、孤军奋战的抗联部队，始终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原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逃后，周保中于1938年主持召开吉东党临时会议，将吉东省委改组为吉东省委执行部，亲任执行部主席，领导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继续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此后，连续率队出击，先后袭击山元木场和四道河子，毙敌300余名，终于突出重围。

1940年，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主持了在苏联伯力召开的吉东，北满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两个重要文件：确定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方针，同时与苏方达成协议。苏方同意在抗联部队失利的情况下，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

1945年，抗战胜利，周保中立即召开誓师大会，准备随时出发与苏军并肩战斗。同年，周保中化名黄绍元到达长春，担任苏军驻长春卫戍副司令。在抢运武器运动中，周保中通过苏方向关内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6万支步枪、2000余挺轻机枪、800余挺重机枪、山炮、野炮五门、弹药1200万发和500余掷筒。

“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周保中率领东北抗日联军为我党抢战东北开辟了通路，此后，又在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为迎接10万大军、2万干部进入东北架设了桥梁。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在东北，周保中先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吉林省委常委等职。

1950年，周保中先后担任昆明市军管会副主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东北抗联遗留很多问题。周保中作为原东北抗联的领导人，本着对同志十分负责的态度使诸多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1964年2月21日，周保中强忍病痛，接待了两位因历史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特地来访的抗联老同志。由于疲劳过度。第二天，周保中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终年62岁。

周保中逝世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保中遗体告别。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分别发来唁电深表哀悼。2月26日，首都各界2000人举行公祭大会，彭真主祭，李富春致悼词，对周保中一生予以高度评价。

　  东北人民永远怀念周保中将军。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村。兄妹11人，他排行第三，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贫寒。

赵尚志当过五年童工，读过中学。1926年，已经是共产党员。家住哈尔滨的赵尚志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的介绍，他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蒋介石清党，赵尚志离开广州，奉党的委派到长春负责团的工作。不久被捕，直到“九·一八”事变，方获释出狱。

1932年，赵尚志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化名李育才，在共产党员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10月，为了解决部队的御寒物资，赵尚志率队与敌人血战三日，他不幸左眼负伤。11月，奉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赵尚志率部队转战呼兰等地，因敌我力量不成比例，部队被打散，赵尚志与少数同志返回哈尔滨，省委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为赵尚志，因此，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赵尚志并未因此消沉，反尔斗志勃发，屡立战功。1935年，根据他本人的多次请求，满洲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36年，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成立，赵尚志出任总司令。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开辟小兴安岭和嫩江平源新游击区，赵尚志率300名指战员西进。他们纵横千里，经历大小百战，打乱了日伪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名扬海内外。

193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日报》高度赞扬了指战员们“不怕苦，不怕死，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同年8月，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赵尚志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下辖10个师，总兵力6000人，活跃在松花江两岸，极大地鼓舞了北满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9年，赵尚志率领100多名抗联战士，奋勇杀敌，打下了乌拉嘎金矿，击毙数名日军和20名余名伪军，缴获一部电台和大量物资，而且还吸收了一部分矿工加入抗联队伍。

不久，赵尚志接到北满临时省委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通知，并撤销了他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职务。之后，又传来北满省委“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消息。赵尚志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党表示，他永远不离开党，请求党对他重新审查，要求恢复党籍。

1942年，赵尚志被特务诱捕。特务在行进途中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将特务击毙，终因腹部中弹，被预先埋伏的敌人押回伪警署。赵尚志英勇不屈，坚强就义，时年34岁。

1982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共黑龙江省委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他把青春热血之躯，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他的英雄形象永存人间。

王德泰，祖籍山东省莱州府，1907年5月23日生于奉天省盖平县第四区詹家村后王家庄（今辽宁省营口县博铺镇詹家村）。他读过3年小学，于1926年远离家乡，种过地、砍过柴，当过店员。“九·一八”事变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加入山林队“长江好”后来拉出20余人的武装，参加了延吉抗日游击队。

1933年，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并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王德泰被选为特委员兼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延边各县游击队的抗日工作。同年年底，延吉抗日游击队发展很快，由400人增至800人，编成四个中队，统一由王德泰指挥。由于王德泰屡立战功，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被特委称赞为“党领导下的最可宝贵的模范队”。

1934年，王德泰以军事部长的身份召开延边各县抗日游击队负责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精神，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抗日游击队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委，下辖四个团。1934年7月，王德泰率独立师独立团与独立师二团会合，一举攻克大甸子，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300伪军哗变。

1935年5月，二军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刘汉兴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一个游击大队，兵力为1200余人。据统计，在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延边地区其它抗日武装，共与敌人交战660余次。经过这些战斗，使二军越战越强，逐渐成为威震延边一带的抗日劲旅。王德泰不仅是东北抗日将领中的一员“虎将”而且也锻炼成为一名智勇兼备的优秀指挥员。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安图召开会议，将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同年7月，中共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及抗联一、二军领导人在金川河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同年9月，二军四师在安图县与日伪军交战，击毙日酋大佐石川隆吉以下数十人。之后继续在抚松、濛江边境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同年10月，王德泰率二军四师主力及六师将两连伪军团团包围，在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功势面前，敌人被迫举手投降。11月，王德泰所部突然与伪骑兵七团遭遇，战斗异常酷烈。王德泰在警卫班的机枪射手牺牲后，亲自驾起机枪向敌人猛射，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抗联二军乘胜追击敌人。此次战斗，我军毙敌70余名，伪骑兵七团的邴团长也被击伤。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即将大获全胜之际，在追击敌人时，军长王德泰身中敌弹，壮烈殉国，年仅29岁。

千倾林海为将军哭泣，万里长风为英雄悲歌。抗日英雄王德泰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李红光，原名李弘海，1910年生于朝鲜京畿道龙岩郡丹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因不堪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1925年随父母迁至中国吉林省磐石县，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溜沙嘴子屯。

李红光天资聪慧，他的祖父是个颇通汉学的老人，他在其祖父熏陶之下，学识长进很快，不仅会讲流利的日语，而且能用汉语写文章，凭着他的少年老成，谦恭礼记，赢得了父老们的赞赏。

1927年，李红光加入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作出决议“韩国党员应经一定手续加入中国共党”的原则，李红光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李红光当选为伊通特支组织委员。1932年，以李红光为队长的磐石游击队建立。不久，满洲省委派特委搞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来游击队任政委。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代表杨靖宇来磐石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次军，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将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1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

教导队经过几次战斗的胜利，决定成立“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李红光当选为参谋长。不久，历经几十次战斗，队伍不断壮大，于1933年9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独立师在杨靖宇、李红光的指挥下，又乘胜连续攻克了大荒沟、凉水河子等城镇据点。1934年，又一举攻占临江重镇八道江。后又在抱马桥与邵本良激战六小时，共打死伤敌军六、七十名，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下设两个师，李红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一师下辖三、五、六3个团和少年连，共500余人，是一军的主力部队。由于李红光对南满地理状况了如指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因而，每次对敌作战都战而必胜，在军中威望很高。11月，李红光率一师配合一军司令部，在通化三岔河将伪军邵本良一部、公安队和日军三源浦守备队包围，经过激战，击毙敌人30多名。12月，又渡过鸭绿江，攻占界河，让朝鲜人民看到了抗日的曙光，同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

1935年4月，李红光奉命进入桓江游击区，为了缅怀死难友，在房场集中队伍，开了一个纪念大会。会后部队向老顶子进发，与从橙厂方面开来的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不期而遇。双方展开激战。从下午四时，一直打到天黑。李红光不幸被一串机枪子弹射中，鲜血染红了他的旧军衣。警卫员将他送到桓仁海青游击根据地，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第二天壮烈牺牲。终年25年。

李红光是磐石抗日游击队的创始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杰出领导人，民族英雄杨靖宇的亲密战友。他虽然牺牲了，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1985年在他的故乡，修建了纪念碑，永远纪念这位抗日勇士。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山东人，1910年生。30年代初。在吉林、磐石一带投身农民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被党送到海参葳列宁学校学习，2年后，又被组织选送莫斯科学习。1934年冬，他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到东满地区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正式成立，李学忠兼任政治部主任。既要协助特委书记魏拯民领导地方组织工作，又要帮助军长王德泰作好部队的政治工作。同年10月，李学忠与杨靖宇等一军领导干部，代表一、二军和东、南满特委多次会谈，就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和建立东北人民革命临时政府以及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为密切两军联系，为后来东、南满两大游击区连成一片，为组织抗联第一路军，奠定了基础。

李学忠率远征队胜利完成任务后，离开濛江，一路又经多次战斗，于11月回到安图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6年，李学忠与王德泰带领部分青年义勇军北上。1月中旬抵宁安县南湖头五军军部，与周保中会晤。在召开的二、五军党委特别联席会议上，李学忠首先汇报了南满与一军会师经过以及和一、二军领导人会谈情况。会议充分评价了两军领军人会谈的意义，对李学忠远征队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李学忠的远征使恒久隔离的军事活动得以贯通。不但是一、二军，而且是一、二、四、五各军间打通了联系，使在满洲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逐渐趋成一个整体。会议还决定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扩编为两个师、下辖6个团，李学忠兼一师政委。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南满、东满、吉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络，为联合开展对敌斗争创造了条件。会后，王德泰、李学忠返回安图游击根据地。

1936年3月，东满党和二军干部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扩编为三个师，李学忠继续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委员。4月，二军在大柴河设伏，将500余名日军、250名伪警察打得溃不成军；日军伤亡大部，仅剩一百余残敌逃命，缴获大批轻重机枪、步枪及军用物资。

二军在大柴河向抚松转移时，李学忠被流弹击伤腿部。1936年7月，李学忠伤愈，在即将重新走向战斗岗位的时候，8月9日李学忠所在的大碱场密营突然被日本走狗李道善的自卫团百余人包围。李学忠立即组织密营全体人员奋勇抵抗，占据有利地形，与号称“神选队”的伪军展开了激战，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我方多为伤病人员和非战斗部队，又是仓促应战，造成重大伤亡。年仅26岁的李学忠也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把一腔热血倾注在长白山上。

李学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政治领导人，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竭忠尽智，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此，1985年抚松县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墓碑揭奠式，永远纪念这位抗日英烈。

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自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东北反日总会党组书记、中共满洲南满巡视员、省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东北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曾当选为“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08年冯仲云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余基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1923年考入杭州薰州中学，同年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到同学拥护。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冯仲云被驻防北京的阎锡山部逮捕。在狱中受尽磨难，曾经在刑场陪绑；但这些磨难不但没有消沉他的革命斗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冯仲云出狱后，身份已经公开，不能在北京继续工作，经清华大学教授介绍，以商船学校数学教授身份为掩护，在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冯仲云奉党的委派出任全满反日总会党组书记。次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同年与爱妻薛雯别离，直到十二年后，夫妻才重获团圆。193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党命令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武装部队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在北满省委会议上因被指责折中、调和、撤消了他北满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

1939年，冯仲云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到下江指导工作。他重整北满抗日阵容，以抗联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之后，部队在嫩江、讷河、德都、北安一线打击日伪反动势力。

李兆麟、冯仲云指挥的抗联第三路军，是当时东北抗日队伍中力量强、战斗频繁，对日寇打击很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1942年，在中共东北委员会的指导下，将三个路军合并为东北抗联野营教导旅，冯仲云任旅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在此期间，冯仲云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及军事理论及航空兵战术，政治理论和军事科学知识都得到了长足地进步。

1945年，全国抗战胜利。彭真在沈阳对冯仲云说：“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解放战争期间，冯仲云在松江省人民政府任副主席，任内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松江省付出了艰苦卓绝地努力。

1949年，冯仲云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烈士遗孤得到了最妥善的安置和最好的教育。

1952年，冯仲云任北京图书馆长，对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其所保留的新善本（包括老解放区的革命文献、革命领导人手稿名人手稿）至今仍是国图的瑰宝。

1954年至1968年冯仲云在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任内为新中国的水电业解决过许多重大科研课题，培育下大批英才。

1968年被迫害至死。

1977年，党中央为冯仲云平反昭雪，对他的光辉一生作了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

李兆麟，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人，生于1910年11月2日。六岁入学，15岁时，曾仗义执言，为一被人霸占土地的妇女代理诉讼，而且获胜，由此，名声大噪。于是他在书箱上刻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以示其志。

“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辞义别妻，仕名李烈生，只身闯入北平。同年入华北大学。1931年，奉胡乔木派遣，与张一吼到东北组织辽阳一带的义勇军。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李兆麟在哈尔滨道外区与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取得联系。同年，受满洲省委派遣，以巡视员身份，到北满巡视工作，同时传达“一·二六”指示信与省委决议，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1935年元月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义军等队伍参加，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被分配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与团长李熙山一起，率队活动在珠河铁道南和五常、双城一带。

1936年1月26日，赵尚志在汤原县境内召开北满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出席了这次会议，被推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会后，李兆麟被派到六军担任代理政治主任。此后，组成了由李兆麟为主任的三、六军后方留守处。同年3月，李兆麟奉赵尚志的命令，组织部队消灭盘据在查巴旗、老钱柜一带以“四炮”为首的森林警察大队。在战斗中，一举歼灭了盘据在查巴旗一带的伪森警大队，击毙日本指导官以下七人，俘虏警察150余人，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

1937年李兆麟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经北满临时省委同意，将军事学校的教官和学员全部派到三、六军各部。这些军政骨干对三军的发展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李兆麟率六军向萝北转移，在萝北梧桐河，与六军一师、五师、二师等部会合。因此，受到北满临时省委的高度赞扬。当年6月，李兆麟以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同时，承担了领导和指挥北满抗日部队的重任。当年11月，北满到处是皑皑白雪，李兆麟为激励抗联战士的斗志，写下了传唱至今的《露营之歌》。歌词雄壮，旋律激越，令人聆听之后，斗志气扬。

1939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北部队，在李兆麟的指挥和领导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4月，击破了龙门附近的紫宫警察分署和军用机场。5月又进攻龙门火车站。6月，攻入北安附近的李桂方屯，同时缴获了德都县红花尔基警察所的枪支和弹药。11月，三军八团与六军一师联合进攻德都县伪警察署，经一天经斗毙敌百余名，缴获步枪百余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龙北部队，到处袭击敌人，使敌人大吹大擂的三省江攻和“五大莲池会师”计划破产。

抗联第三路军的各支队，在龙南、龙北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揭穿了敌人宣传的“东北抗日联军已被最后消灭”的谎言。

1945年，抗战胜利。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滨江省副省长，同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副省长和会长任内，李兆麟工作十分繁忙。针对蒋介石的伪战阴谋，李兆麟作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战斗。战斗的胜利，引起国民党敌特的极度恐慌，开始着手策划刺杀李兆麟的罪恶计划。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被计划周密的敌人用毒药毒倒。李兆麟孤身与埋伏的特务博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

1946年3月24日，哈尔滨市人民在道里松江公园为李兆麟举行公祭，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哈尔滨解放后又为李兆麟建造了墓碑，上刻：“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

柴世荣，原名柴兆升。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农民家庭，1899年随父母迁往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

1912年，柴世荣父亲病故，家境逆转，柴世荣从此辍学。不久即赴朝鲜打工，1928年归国，时值和龙县招用警察，柴世荣前往投考，旋被录用。他虽当了旧警察，但从不欺压良善，而是本着替天行道的精神，抑富济贫，深得周围群众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37岁的柴世荣毅然扔掉房屋、家产，带领全家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当时，活动在中东铁路东段道南一线的中国国民救国军影响较大。其总司令是王德林、副总司令是孔宪荣。柴世荣参加了王德林部队，被任命为救国军第四旅旅长。柴世荣能征惯战，不断攻城陷地，令日伪心惊胆寒；“柴旅”于是成为救国军中的一支劲旅。

救国军内部成份复杂，上属领导人之间经常互相拆台，令柴世荣十分苦恼。正在此际，柴世荣惊奇地发现了共产党员周保中的人格魅力和文韬武略。于是，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此，柴世荣成了周保中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1933年冬，周保中奉党的指示，退出救国军，到绥宁着手组建反日同盟军。柴世荣也随之同退同进，加入同盟军。次军12月，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

中共中央于1936年2月发表了《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据此宣言精神，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柴世荣仍任副军长。同年，五军遵照吉东特委的提议，将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第一、二师以宁安为中心，先后破坏了宁安县卧龙屯集团部落，袭击了卧龙屯警察署和自卫团。6月，在三道河子缴了伪军一个连的械，得步枪百余支、轻机枪两挺，子弹4万余发。其后，又在庆城、铁力、依兰、勃利、桦川等地对日伪发攻击，连战皆捷。

年末，周保中与柴世荣会面。周保中对柴世荣一年的战绩给予充肯定。高兴地说：“我常说‘打打闹闹数着柴世荣’，看来不够全面，应该说‘兢兢业业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在后刁翎驻防的日军运送军用物资。此情况由地方群众向柴世荣作了报告。柴世荣决定布置埋伏，予以伏击。经过精心谋划、周密布置，打了一个漂亮地伏击战，生俘20余名，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粮食、弹药、军毯、皮大衣等等。此后，柴世荣决定乘胜追击，又将龟缩营房不出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7年至1938年，两年之际，柴世荣调升第五军军长，并参加了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其间，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伙同军需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谋图叛变。情况被柴世荣发现，他果断临机处置，将赵子超等人正以军法。关书范闻讯潜逃，后被处死。

处决叛徒，粉碎敌人的诱降阴谋之后，日寇对抗联五军发动了猖狂反扑，在牡丹江一线出动飞机大肆扫射，使五军成为孤军。柴世荣临危不乱，展开游击战略，使敌人大兵无法发挥作用。

1941年，柴世荣奉调入苏联。次年冬，被周中任命为八十八旅第四步兵营营长。此后，柴世荣工作之余，手不释卷，努力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

1943年夏秋之际，柴世荣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时年49岁。

　  曾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部军需处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四团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政委。

　  李学福，又称“李葆满”，1902年生于吉林省延吉县，祖籍朝鲜咸镜北道，父亲为避日寇而流徙中国东北。他6岁时随父兄迁至饶河县三义屯(今属饶河县永乐乡)，成年后勤于农耕，仗义好施，在当地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被推为三义屯的“百家长”。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特委派徐凤山、崔石泉等人到饶河县三义屯一带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武装抗日。李学福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立“三义反日会”，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积极组织捐募钱款，收买枪械，并于1933年7月发起成立了饶河县反日游击队，白天隐蔽于深山密林，夜晚深入村屯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有枪者出枪，有钱者出钱，使队伍逐渐壮大。1934年1月，游击队与高玉山“抗日救国军”联合攻打虎林县城(今虎林市虎头镇)受挫，队长金文亨等多名同志伤亡，高玉山率部渡江东去苏联，游击队士气低落。李学福临危受命接任队长，他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能因一战不利而灰心丧气。他走访四乡，广募兵源，征集钱饷被服、枪支弹药，设伏击打击日伪军，使形势渐渐好转起来。

　　1934年2月，游击队改编为饶河抗日游击大队，李学福任军需长。他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山区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募集枪弹钱粮。大队长张文偕在7月20日的“三人班”(今东方红林业局施业区内)战斗中牺牲后，李学福继任大队长。他以暴马顶子(今迎春、东方红两林业局施业区结合部)为后方根据地，训练队伍，筹措钱粮被服，建立滑雪队，摸到敌人据点散发传单或突袭敌人，先后组织大小战斗几十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地民众把抗日游击大队称为“葆满队”，名驰完达山区和三江平原。

　　1935年9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为了击退日伪军的秋季“讨伐”，李学福率领队伍向抚远挺进中，发起了新兴洞(今饶河农场境内)战斗，击毙日军高木司令等日军29人，打死打伤伪军10余人。新兴洞战斗，威震敌胆，鼓舞了群众斗志，队伍迅速扩大，其他抗日队伍也相继前来要求加入四团共同抗日。1936年3月，在中共下江特委领导下，四团扩编为四军二师，李学福任副师长兼四团团长。针对日寇在虎饶山区调集3000多兵力，实行常年“讨伐”我抗日武装的严峻形势，二师决定兵分三路：李学福率一支队伍留在完达山区坚持斗争，崔石泉率一支队伍到同江、富锦开辟新游击区，郑鲁岩率一支队伍到虎林、宝清一带开展平原游击战。李学福召集山林队和其他抗日队伍头领会议，把他们编为六、七、八团。为加强对收编队的领导，他组织举办军事学校，从基本队里选拔出40多名优秀队员，训练三个月后派去担任团或连的领导。尽管日伪军推行“清乡并屯”，大搞“集团部落”，但在李学福和全师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仍然如火如荼般发展起来。

　　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吉东特委决定将四军二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李学福任二师师长。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在“天津班”(今迎春林业局施业区内)战斗中牺牲后，李学福任一、二师合编后的一师师长。他率部到同江、富锦一带活动，团结当地山林队、红枪会联合抗日。部队时而化整为零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时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先后发起了二龙山战斗、二道林子战斗，消灭日伪军200多人。接着又回师完达山区，建立易于隐蔽又易于进攻的抗日密营十几处，组建若干支小分队破坏交通，袭击敌人，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1938年1月，根据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李学福任七军军长。针对日伪军集中7万兵力，对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讨伐”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七军决定第一、二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第三师到宝清、虎林联合五军三师共同开展游击战。七军军部留在完达山区与敌周旋，先后发动了十八垧地、关门嘴子(均在今东方红林业局施业区内)伏击战，在土顶子(今东方红林业局施业区内)、迎门顶子(今迎春林业局施业区内)等地建立密营，成立缝纫队、少年连和独立团。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李学福积劳成疾，于1938年8月病逝于苏联毕金城。他在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位优秀将领。

　  曾用名崔石泉，1933年4月组建饶河农工义勇军，任队长。此后历任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参谋长，第七军参谋长、代理军长，第七军党委书记、党特委书记，第二路军参谋长。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别号明山，1913年生于山东省曹县曹家庄。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创始人。
　  祁致中14岁时，跟随同乡几个人来到驼腰子烧炭，“九·一八”事变后，在驼腰子金矿当采金子工人。1933年6月间，祁宝堂组织领导了金矿暴动，成立了“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字号“明山”，群众称为“明山队”。
此后，一直在桦南县的榆树泡、驼腰子、梨树沟、马场甸子等地进行游击战斗。
　  1935年2月，祁致中率队从猴石山下渡过松花江，到了汤原县境内的三甲屯，县委派人与祁致中接头，并把他送到三甲北宋家大院党训班学习了半个月。1935年，由夏云阶介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祁致中回来后，整顿了队伍，严明了纪律，清除了一些坏分子，加强了政治工作。4月间，他率队追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攻打大、小罗勒密、半截河、新开道、老五团局所、楼山局所等敌人据点。
　  1936年夏，根据吉东特委决定，由勃利团县委书记富振声和祁致中一起，在依兰县二道沟子地方，把这支队伍正式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独立师以依兰、桦川为中心，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36年秋，祁致中和下江特委巡视员兼富锦县委书记刘忠民，抗联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一起研究决定，在七星砬子上里建立后方根据地，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学校等。不久，又建了抗日联军七星砬子兵工厂，为支援各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还建立了干部学校和被服厂。同年11月，被满省委根据独立师发展壮大的情况，决定将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军长祁致中，在富锦、宝清、桦川等地和同江县开展游击战斗。
　  1938年初，祁致中去苏联，与赵尚志等一起被苏方关押了一年半。1939年7月回国，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不久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军错误处死，时年26岁。

戴鸿宾，曾用名高新生。生于1911年8月18日，原籍辽宁省抚顺县海浪塞两半山屯，1919年移居黑龙江省汤原县西北沟靠山村，11岁开始给地主扛活,扛了8年，人称“戴半拉子”。

1932年1月，戴鸿宾怀着“不当亡国奴”的满腔热血，参加了本村的反日救国会，并经党组织培养考察，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10日参加“反日游击中队”担任小队长；1933年8月任“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总指挥，率队攻打汤原县城，虽未获全胜，但却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轰动了松花江下游地区，给汤原人民以极大鼓舞。

1933年10月5日，戴鸿宾担负了游击队的领导责任。11月，“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称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戴任副队长；1934年8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任总队长，他根据县委的指示，争取了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等以下30多名骑兵起义，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

1935年5月，戴鸿宾率队再进太平川，打死进犯日军30多名，击退伪军一个连的进攻。处决特务，收缴警察署枪支和反动地主武装，拔敌伪据点，创建了太平川根据地，之后又创建了汤原格节河、洼大岗等4小块游击根据地。

1936年1月，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戴任6军2团团长，同年6月任6军4团团长,奉命开辟汤西根据地，第一仗就打死日军20多名，缴获了许多枪支。进入汤西地区后，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整顿和健全了地方组织，捣毁了伪汤原县兴农合作社设在西北沟周家烧锅屯的出荷粮仓。

1936年 11月，戴担任6军代军长。1937年2月被任命为抗联第6军军长，率队远征大、小兴安岭，开辟松嫩平原游击区；1937年5月率队夜袭汤原县城，震动了日伪统治中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抗联6军在小兴安岭西部地区播下了抗日火种，扩大了党和抗联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1938年2月，在攻打萝北县城战斗中，因敌众我寡，后率400多官兵退入苏境。1939年4月，对戴带出的400多官兵擅自入境苏联被苏政府遣送新疆造成损失，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撤消东北抗联第6军军长职务，并党内给予“降为候补党员”的处分，后被任命为回国大队长，于1939年7月回国。

1940年5月，戴鸿宾被上级任命为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长，率队远征三肇（肇东、肇州、照源县），开辟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8月，在攻打肇东县时，被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包围，部队损失很大，戴没有收拢队伍，私带2支短枪、4万元伪币、60余两黄金脱离部队，改名高新生，辗转隐居沈阳市。

1945年10月，戴鸿宾找到了组织，交代了脱队隐居的情况，交出了黄金，接受审查。经东北局决定，被任命为合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后经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决定，于同年10月15日重新入党。

1946年2月，戴鸿宾奉命剿匪，建立政权，保卫土改，指挥合江自治军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捣毁土匪总司令部，歼灭、俘敌参谋长以下千余人，解放了勃利全境。8月，戴率队参战，把谢文东等四大匪首共万余人全部包围，歼敌7千余，彻底打跨了土匪主力。1946年10月，戴指挥军分区部队抓获了喻殿昌等3个匪首及其残匪，迫使东北四大匪首谢文东等人先后落网。

1947年3月，戴鸿宾奉命到北安军政大学东北抗联研究班学习，1948年5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长。1950年他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开办了一所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培养出若干名汽车司机。1951年1月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林业厅副厅长；1963年12月调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期，戴鸿宾对黑龙江省等地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造反团”找他挖掘东北抗联某些干部的“罪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回答所问。后因无休止的纠缠和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终于旧病复发，于1968年3月28日逝世。

王效明，学名王聪，原名王冠英，1909年2月14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七家子乡二河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他有3个哥哥3个姐姐，他排行最后。

王效明童年时期家境艰难。1924年11月考入公费的沈阳兵工学校机械科学习三年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投笔从戎，于1927年12月考入沈阳陆军教导队，翌年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在就读期间，对共产党及其主张初步有了认识，认为苏联就是共产党，故于1930年11月毕业后，便托人分配到离苏联较近的哈尔滨地区的东北军18旅76团当准尉见习军官，伺机去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立下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誓言，积极投入到反日救国斗争中去，后因绑架溥仪揭露日寇罪行,被敌发觉未果，潜回哈尔滨。

1932年5月，王效明历经曲折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参与了白云章组织的反日救国军建军活动，被委任以参谋长兼大队长，因内奸告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投进监狱，后经亲友和同志多方营救，于1934年10月23日被“取保释放”。

1935年2月，王效明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被任命为5军军部参谋。同年8月，经周保中、高凤仪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到1943年2月，王效明在抗联先后担任5军2师参谋长、3师政治部主任、7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并军特委常委、书记等多个领导职务。这期间，他协助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等同志和友军并亲率部队以宁安为中心，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在1941年8月，他率部一举炸毁了日军一列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当地群众为此编了一首歌谣赞颂他：“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在抗联的日子里，他指挥了数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后去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获苏政府红旗勋章。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期间王效明先后担任吉林卫戍副司令（司令由苏军担任）并兼吉林铁路警护部部长、永吉军分区司令员兼吉林省警务处处长、吉林全省保安队司令员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24旅旅长、吉南军分区司令员兼24旅旅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师长等职。初期被组织指定为吉林地区负责人，协助苏军进驻东北主要战略重镇，实施接收和管制，肃清日伪残余，进行剿匪和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工作。他率部开辟了吉南根据地，彻底肃清了国民党丢下的杂牌武装和土匪；率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和通讯设施，为主力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他率所属部队共作战165次，歼敌1685名，俘敌及家属千余人。王效明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以其有着苏军我军双重职务的特殊身份，肩负重任，连结八方，为我党我军掌握吉林市领导权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圆满地完成了对长春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等项任务。

1949年长春解放，王率师留长并兼任长春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全师进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中央军委通报表扬，被称为纪律最好的部队。11月东北全境解放，王师被整编为步兵164师，后改编为东北军区炮兵第6师，王任师长。

解放后，王效明先后担任青岛海军海岸炮兵学校第一任校长、海军海岸炮兵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央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部主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中央监委驻第五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等职，为我国海防力量的加强，扭转海防薄弱的危急局面，保卫我国万里海疆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和关押。粉碎四人帮后，王效明恢复了工作，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任国家兵器工业部顾问，并被推举为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离休，任中国兵工学会名誉理事。1991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王一知，女，1916年12月23日出生在吉林省依兰县（现属黑龙江省）马家沟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排行最小，取名郭维轩（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改名为王一知），后因乡间土匪猖獗，举家迁入依兰县城。

1929年，王一知考入高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依兰县城，王一知几度辍学。

1934年初，王一知进入依兰县中学女子班继续读书。就读期间，在葛宝云（刘槟野）革命工作者的帮助教育下，她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于1934年8月加入共青团，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她更加努力工作，组织反日会员为抗日部队收集情报、运送物资，秘密组织学生抵制日本统治者的奴化教育。

1937年初，王一知中学毕业，根据党的指示，考入佳木斯省立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班，开展地下工作。因同志暴露了目标，为防不测，组织上安排她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去工作。1937年8月中旬，王一知到达阎家岗，在这里见到了抗联五军周保中军长，被分配到军部骑兵警卫队，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7年9月，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她离开了部队，来到设在依兰县克上克沟里的省委秘书处工作，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砺了坚强的意志。1938年11月，敌人在依兰、刁翎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讨伐”，省委秘书处奉命合并到了二路军总指挥部，王一知兼任五军妇女团第二大队指导员。在跟随周保中南征北战的斗争生活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于1939年10月6日在二路军总部临时驻地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

1939年11月，王一知奉总部命令去苏联参加整理中共吉东省委档案文件；1940年3月又奉命在苏联学习军用无线电通讯技术，同年9月学成回东北，担任抗联第二支队分遣队政治指导员兼无线电台台长。

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正式成立，王任无线电连政治指导员。9月又组建了教导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局（亦称东北党委员会），王为候补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初，王一知升任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晋升为中尉，和其他领导带领同志们经过数月寒窗苦读，全面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在以后的小部队潜回东北活动中及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9月8日，王一知来到长春，化名佟涤新，奉命担任了接管伪满中央放送局的军代表。

1946年2月，王一知担任了吉辽军区骑兵警卫大队临时政委；4月，当选为吉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2月又担任了吉林省民主学院行政系主任。1948年2月，王一知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同年3月9日就任吉林省立女子联合两级中学校校长；1949年1月，王一知当选为东北妇联执委委员。

1950年4月，王一知离开了战斗30余年的东北到昆明，受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派，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驻云南外交特派员公署和国民党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将其改组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和侨务处，并担任侨务处处长。1951年12月，被中共云南省委任命为省妇委第一书记兼省妇联主任。在云南工作期间，她正确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各民族、各党派的同志通力合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予的艰巨任务。

1952年12月，王一知调任中共西南局妇委常委、西南大区妇联秘书长。1953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副司长、司长和全国侨联委员等职，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王一知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逆境中，她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王一知先后担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7年11月26日，王一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朝鲜驻华大使代表金日成主席前往北京医院吊唁，致以深切的哀悼。

罗登贤，原名罗光，化名达平、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姐姐把她接到香港抚养。

罗登贤11岁时因姐姐家生活困难而停了学，跟姐夫进入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满徒后，便在该厂做工。一次，因一个新徒工做坏了活儿遭工头的毒打，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他挺身而出，向工头说理，承担了过失，保护了小徒工，使工友们深受感动，得到了工人的拥戴和敬佩。随后，他积极领导全厂工人大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全体工友谋得了经济利益，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成为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

1925年春，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很快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和革命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组织领导工作，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统治，对罢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1926年，罗登贤同志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担任常委工作，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7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入了地下工作，在一次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敌察觉，为掩护同志撤离，被捕入狱。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7月罗登贤同志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1年夏，罗登贤任中共中央代表到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一天，他便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并组织领导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1931年11月，登贤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全东北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在东北党内提出共产党员要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号召，发动全满洲劳苦工农群众迅速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并派出如杨林、周保中、杨靖宇等许多党的负责干部到义勇军、救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以罗登贤同志为首的东北党组织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北方落后论”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于1932年12月间调回上海，后来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职务。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同志与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同志被叛徒出卖，一起被国民党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在法庭上，叛徒指正了罗的身份和党内职务，伪法官叫罗登贤同志供出他的“反动言行”，他怒不可遏，义正辞严，批驳得伪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地中止了“审讯”，于4月2日慌忙的把登贤同志解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

1933年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登贤等同志的代表宋庆龄先生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登贤同志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他仍然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在狱中，他坚定地领导同志和难友们向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向看守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1933年8月29日凌晨，罗登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同年11月30日，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刊载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重要文章，深切地悼念登贤同志，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