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剑啸，满族，原名金承载，号培之，又名梦尘，笔名剑啸、健硕、巴来，1910年12月出生于沈阳市一个普通的刻字工人家庭。

剑啸3岁时全家搬迁到哈尔滨，住在道外十六道街，后搬到桃花巷39号。8岁入道外正阳小学（后改名三育小学）读书，六年毕业后，考入道外基督教会办的三育中学。三年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学医。

1928年，东北三省广大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五路”斗争，哈尔滨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中共哈尔滨县委秘密领导下，于11月9日组织了三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剑啸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仇恨和满腔的爱国热忱，与同学们勇敢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被反动当局的警察开枪打伤。血腥的“一一·九”哈埠惨案，使剑啸更加认清了反动当局的面目，进一步提高了反日斗争的积极性。1929年秋，他中途退学，进入晨光报社，担任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准备用文艺作品去唤醒人们的灵魂与敌人斗争。

1930年夏，剑啸来到上海，经左明同志介绍，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名新华艺专），插班图工系（即绘画工艺系）三年乙级学习绘画。就读期间，他和冷波、苏苏两个东北同学一起，搞了个匿名墙报—“三角壁报”，写文章揭露校内和社会上黑暗的东西，被学校当局发觉，剑啸他们毫不退让，他写“社论”抨击校长压迫学生的正当活动。后来他还代表新华艺专到日本人办的学校“同文书院”，参加中国学生举行的罢课大会，登台讲演，声援中国学生的斗争。1930年冬季，他加入了“少共”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春，剑啸转入上海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系图工科三年甲级，继续学画，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8月，党组织派剑啸同志回东北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革命文艺的传播活动。

1932年2月5日，剑啸同志参与了中共哈尔滨市委创办的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油印小报，对揭露敌人的罪行，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出刊的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后改名《东北红旗》、《东北人民革命报》等抗日宣传品，剑啸同志为此报承担了大量的绘画任务，不畏艰险，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宣传任务。

1933年7月，剑啸同志在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的副刊上创办了“夜哨”文艺周刊，发表了许多揭露日伪统治黑暗的作品，一共办了23期。1934年1月，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上办了个名叫“文艺”的周刊，剑啸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作品，用曲折暗示的笔法，描写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反抗侵略者。

1934年12月，剑啸去道里炮队街日本人办的“大北新报画刊社”任编辑长，他利用这个阵地向敌人展开斗争。因剑啸同志的革命活动，1935年4月间，该画刊社把他辞退。1935年6月间，经人介绍，他到了齐齐哈尔市的“黑龙江民报社”任副刊编辑，并为副刊取名“芜田”，在此刊上发表了他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此后，他还编排了独幕话剧《母与子》等，歌颂爱国者的斗争。1936年1月，剑啸同志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该报社把他辞退，剑啸同志回到了哈尔滨。

1936年4月，剑啸同志在《大北新报画刊社》担任主编，因社长是日本人，剑啸利用内容不受特务机关审查的有利条件，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东北抗日联军袭击兴京县城，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等消息，以诗、文、照片和漫画等各种作品形式向敌人开火。

1936年6月13日下午，剑啸同志正在家里创作讽刺连环画《差不多》，被日本便衣特务逮捕，6月20日把他解送到齐齐哈尔铁路局监狱。剑啸同志面对敌人的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毫无惧色，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暴露党的关系，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1936年8月15日上午10时，剑啸同志被伪第三军管区军法会判处死刑，剑啸同志面对死亡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时年26岁。

李成林，原名金东植，化名金大伦、孙靖海，朝鲜族，1904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咸州郡东川面一个贫农家里。

1915年，10岁的成林随父母离开朝鲜，绕道苏联迁来中国黑龙江省宁安县磨刀石（现属穆棱县），后又迁到宁安街、黄旗屯等地。

1919年，成林于磨刀石小学校毕业，第二年考入宁安吉林省立第四中学读书，1922年毕业。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于1926年考入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6月，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反动派到处捕杀革命者和进步青年，成林同志不得不离开广州回到故乡宁安县，在宁安县小学师范班任教。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地下革命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派他到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总部工作。他化名金大伦，并有过在军校学习的经历，又熟知国内外政治形势，很得王德林的器重，任命他担任总部的宣传部长。1932年，组织上又调他到密山做地下党的工作。

在密山县工作期间，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积极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以及反日会组织，并于1934年共同创立了党领导的密山游击队。

1934年夏初，组织上调他到勃利县担任勃利区委书记。他领导勃利区委发动了西北楞百余名伐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吴平（杨松）同志来到密山，召开了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将勃利区委改组为勃利县委，成林同志被任命为勃利县委书记。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他亲自做说服与争取山林队的工作，使某些散在的抗日武装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成功地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阻止了日伪政权收缴地方枪支和地照的活动。他还积极发动反日会、妇女会等组织，支援抗联第3、4、5军在勃利的活动，为抗联提供情报，解决给养，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

1936年3月，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决定撤消中共满洲省委，计划同年9月成立中共松江省委，并提名李成林同志为松江省委书记。

1936年6月，成林同志与抗联第4军2团副官刘喜同志从勃利大四站去依兰的黑背开会，行至马粪包（现勃利县福兴生产大队北沟），不幸遭三名土匪暗害牺牲。

时年32岁。

李延平，1903年3月9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城郊一个贫农家庭里。1913年进本村私塾读书，1915年因家境贫困而辍学。1916年，13岁的李延平到当地一家皮铺学手艺，后因皮铺倒闭而失业。1928年，他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到哈尔滨学开汽车，学成后却得不到录用，只好返回家乡与父亲一起种地谋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延平同志耳闻目睹日寇的侵华暴行，胸中燃起强烈的反抗怒火，于1932年1月，他来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投奔了抗日救国军，并担任了抗日救国军军部参谋。

1932年3月中旬，李延平同志参加了在南湖头“墙缝”伏击天野少将率领的一部分日军的战斗，他因作战勇敢，英勇顽强，抗日救国军的领导把追歼天野及残兵败将的重任交给了他。他机智灵活，用“火攻”战术又消灭了许多敌人。1932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李延平同志被任命为执行特殊任务的绥宁游击支队支队长。不久，他率领游击支队智取了绥宁公司，缴获步枪60多支和许多其他军用物资。

1933年2月，李延平同志率领游击支队第二分队伏击了伪军车队，缴获了三汽车物资，全部分给了当地群众。

1933年冬，党派李延平同志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5年冬，延平同志学习结束，返回东北抗日战场。

1936年3月间，组织决定李延平同志接任抗联第4军军长职务。同月10日，他和原军长李延禄同志率领部队袭击了驻守在勃利和桦川交界处二十五金矿的日伪军，毙伤敌伪军70多人，缴获步枪70余支，战马百余匹，子弹1.6万多发，并占领了二十五金矿。

1936年6、7月间，李延平同志率领部队成功地袭击了宝清七区伪甲所，缴获步枪60多支。抗联4军在李延平同志的领导下，部队迅速发展壮大，1937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将部队编成4个师、10个团，共二千多人。

1937年8月，李延平同志因长期行军作战，营养不良，患了重病，在宝清县凉水泉子山里养病，不料被敌人探知，几十名敌伪军偷偷摸来，延平同志沉着指挥部队，一边战斗，一边布置转移，终脱险境。同月，延平同志率领4军与5、6军各一部，共同进行了攻打凉水泉子的战斗，歼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100多支。

1938年春，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制定了打通北满与南满等地抗联及抗日军队联系的西征计划，李延平同志担任联合西征部队主要负责人。1938年7月12日，延平同志率第4、5军主力部队攻打了娄山镇，缴获敌人机枪二挺，步枪百余支，弹药万余发，还有大量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8月中旬，我西征部队在李延平等同志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五常县。

1938年10月，李延平同志率领4军部队在五常县南磨石顶子活动时，不幸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战斗中，李延平同志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张奎，别名老姜，1899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童年时期他曾上过几年学，后因家中生活困难中途辍学。青年时期，为寻生活出路去工厂做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使他较早地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并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

为了培养干部，党派张奎同志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他勤学苦练，努力钻研，在军事技术和革命理论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张奎同志被调回国。

1933年6月，党组织任命张奎同志为“抗日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年末，他被调回到中共密山县委工作。

1934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张奎同志打入到伪军骑兵第4旅机关枪连，以当炊事员为掩护，争取并瓦解伪军。经过他的积极宣传鼓动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策反了25名士兵携带轻机枪4挺、手枪和步枪20余支，参加了抗日队伍。此次哗变的影响，使伪骑兵第4旅的第1、8、9、11各连都相继哗变。

1934年7月，党组织任命张奎同志为密山游击队队长。8月，张奎同志率队攻打日军在哈达河地区活动的据点—张家大院，缴获步枪6支，没收马牛20余匹（头）。10月，密山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1师第2团，张奎同志任团长，率部队转战于密山、穆棱、林口，依兰、勃利、方正等县。

1935年秋，张奎同志率2团在林口稗子沟活动时，与日本守备队遭遇，他坚定沉着，勇敢应战，指挥全团战士击毙敌人50多名，缴获步枪16支。

张奎同志不仅能率兵打仗，而且还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关心干部战士的进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给战士们打水、做饭，让战士睡热炕自己睡地上，把衣物分给战士们，大家都说：“张团长既是思想工作的能手，又是爱兵的模范。”

1936年4月，张奎同志得知日本“讨伐队”要围剿4军2团，为避免暴露我军活动目标，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张奎同志决定全团连夜从依兰的莲花泡横渡牡丹江，并指挥全团同志安全渡过江。此时，日军已乘拂晓之机追击上来，张奎等3名同志最后上船向对岸急速划去，终因风浪大、划速快，行至江心时小船倾翻，张奎等3名同志不幸坠江牺牲。时年37岁。

姚新一，原名唐吉昆，曾用名唐九英，字瑶圃，1907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兰旗屯（现属吉林市白山人民公社）一个贫农家庭里。

姚新一8岁开始入小学读书，1921年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24班，1925年毕业并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初中教员专修班文科读书。1927年7月毕业后，在伊通、德惠等地中学任教。

1928年下半年，姚新一考入了吉林大学，本想在大学里寻得解开中国社会产生的许多疑问的答案，结果一年来的学习什么也没获得，便于1929年到北京入弘达学院学习。在这里，他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解决了他长期以来不理解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给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且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活动和斗争。1929年下半年，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夏秋之际，姚新一回到东北，在佳木斯桦川中学当英文教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讲课等形式，给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唤发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亲自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到社会上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号召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领导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上县政府请愿；组织学生演剧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很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姚新一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继续发展地下党组织，扩大我党的力量，组织学生和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34年秋，姚新一同志被派到依兰县立中学任教。他在学生中广泛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并把工作范围扩展到街道、农村、乃至伪机关的内部。在县城里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和救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中学、工厂、街道、渔民村里，分别都建立了支部、党小组。

1935年初，中共依兰区委成立，姚新一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同年8月，姚新一同志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依兰县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全县地下党的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大群众积极为抗联部队购买衣物、食物、药品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游击战争。并通过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军警和协和会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建立反日会，打击汉奸走狗和特务，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6年12月5日，姚新一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注意，为此，北满省委派他到部队工作。

1937年2月份，姚新一来到了方正县，被安排到吉东地区。1937年3月10日，吉东省委正式成立，姚新一同志留在省委，筹建省委秘书处，后任省委秘书长。同时，他还担任了《救国时报》和《前哨》的编委主任兼主笔，经常写文章、诗歌和编创革命歌曲，以指导工作，鼓舞士气，给战士们增添了许多勇气、信心和力量。他关心同志，关心群众，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为同志们所敬仰。

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敌人加紧对抗联的“大讨伐”，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1939年2月，吉东省委派姚新一同志率领10余人的小部队，向方正县境转移，埋藏省委文件和省委秘书处的印刷品。当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总指挥部的途中，不幸遭到敌人队伍的包抄。在发疯的敌人面前，我小部队在姚新一同志的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姚新一同志打死了许多敌人，突然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他的头上，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小部队的同志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无援，和姚新一同志全部牺牲在英雄的阵地上。时年32岁。

李文彬，190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三姓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后搬到哈尔滨市顾乡屯街里居住。童年时在双城县三姓屯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庭生活困难，未能继续求学。

1916年，李文彬到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当学徒工，他饱尝了资本家的欺压、剥削生活，不愿再忍受下去，于1920年投入东北陆军18旅1连当兵，先后任班长、连副、连长等职，驻防马家沟、小山子等地，后来又调到穆棱县下城子东北边防军步兵第66团骑兵营第1连任连长。他虽在陈腐的旧军队里，但为人正直，胸怀救国救民之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文彬同原部18旅一起参加了吉林自卫军，他率领的那部分队伍积极参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并且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助。

1933年春，自卫军被日军全部瓦解，李文彬所在的18旅的上层领导投降了日军，队伍被打散，无奈，他回家呆了一年多。

1934年，李文彬经东北边防军旧同事介绍，充任了伪依兰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副。1935年秋转任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驻防牡丹江左岸三道河子。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李文彬这支武装力量，消灭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日联军，都被李文彬用各种理由支开，终未得逞。

1936年秋，李文彬在抗联5军的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内部动员、组织工作，并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于1937年7月12日，率领150多人的森林警察大队和家属六、七百人，打死了日本指导官津春昌等8名日本人，缴了王虎林派来的50多人的武装监视队，带出所有武装和军需物资起义反正，参加了抗联第5军，并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警卫旅，下辖2个团，李文彬同志任旅长。按照上级的指示，同月下旬转移到依东地区，并在这里三次与日伪军激战，共击毙日本指导官大佐以下六、七十人，伤十数人。后率队进入宝清，先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打死日军大佐以下百余名，给日伪军以很大的打击。

1937年11月，根据吉东省委的决定，5军警卫旅扩编为5军第3师，下辖7、8、9共3个团，李文彬同志任师长。经过反正参加抗联5军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李文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日益加深，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并向党组织立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斗争到底的誓言。1937年冬，李文彬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8年初，为粉碎日本侵略者企图在伪三江省把我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计划，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遵照吉东省委和第2路军的决定，李文彬率3师留守下江，配合西征部队，在富锦、宝清、依兰、勃利等地活动。这一年，李文彬率领的5军3师在乌苏里江左岸各地，经历了大小战斗几十次，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战斗。

1939年，敌人加紧对下江富锦、宝清抗联5军3师活动地区的进攻。8、9月间，李文彬率5军3师9团1连来宝清找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领受今后新形势下的战斗任务。9月12日下午3时，李文彬率队在等待与总指挥部接关系的过程中，遭到伪军35团和警察队八、九十人的追击并包围，李文彬同志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奋力突围，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姜墨林，1921年出生在宁安县红土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自幼父母双亡，成年累月地跟随哥哥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发了他的反抗决心，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并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毅然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姜墨林刚满11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他经常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到日军占领区搞侦察，与地下党进行联系，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闯过重重险关，为革命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逐渐成为爱憎分明、勇敢无畏的坚强战士。他的行动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和汉奸特务的注意，党组织不得不于1934年初把他送到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被编入王毓峰团里当战士，那年他才13岁。

姜墨林加入同盟军不久，就参加了在镜泊湖北面的杨胖子沟一带与日军的战斗。他勇敢、机灵地活跃在战场上，打死日军多名。经过初战考验后，他被调到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在周保中同志亲自领导下，做通信侦察工作，并参加了多次战斗。

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成立，姜墨林被编入1师1团3连当战士。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间，他参加了打红袖头的战斗，并与同志们歼敌100余人，缴获了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各一挺，手枪11支、步枪50余支。同年冬，他被调到2军4师4团的青年义勇军担任小队长。不久，他和小队里的10余名同志又被调回5军，在军部的直属教导大队里当队员。

1935年12月下旬，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的“讨伐”，姜墨林所在的教导大队参加了突袭双河镇的战斗。姜墨林等十几名队员被选拔参加摧毁东关据点的突击队。他在战火硝烟中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和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此次战斗歼灭了日伪军100多名，缴获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若干。随后，在转移中，姜墨林又和战友们与追击的敌人骑兵队遭遇。他打得英勇顽强，和同志们一起，打死日军七、八十名，打死敌人战马100多匹，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1936年2月以后，姜墨林所在的原5军教导队改编为2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教导团。这期间，姜墨林经常受省委和总指挥部的派遣，到敌战区进行侦察活动，为部队购买军用物资，每次都出色的完成任务。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调动十余万大军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讨伐”，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姜墨林接受总指挥部的命令，率领一支精干的轻骑兵，为部队解决冬季军需物资。途中遭到了日军的追赶，并发生了战斗。他率领队员们打退了敌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安全地将运输队带回驻地，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

1938年8月，党组织派姜墨林同志去苏联学习。回国后，组织安排他单独率领小部队活动在牡丹江中东铁路沿线和宁安、敦化、舒兰等地。小部队为抗日斗争做了很多工作，受到总指挥部的赞扬。

1940年深秋，姜墨林率领小部队摧毁了乜河镇敌人的一个据点，打死日军20多名。后被骑兵、步兵共有几百名的敌军包围在二十八道河的河谷里，因寡不敌众，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他不顾伤痛，奋勇打击敌人。当最后两名战友突围出去后，几十个敌人逼近了他。他毫无惧色，宁死不当俘虏，把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牺牲时年仅19岁。

林贞玉，女，朝鲜族，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29年随父母从外地搬到穆棱县新安屯一个朝鲜族居住的村庄落户。

“九·一八”事变后，林贞玉所在的村子先后建立了党、团支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并很快成为我党从事抗日斗争的一个据点。林贞玉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她立志参加革命，当一名抗日救国的革命战士，要求参加地下组织，并主动帮助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别看她只有十六、七岁，关键时刻勇敢机智，曾把一名共产党员从“红枪会”的手里营救出来，受到全村群众的称赞。

林贞玉同志还协助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她曾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散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消灭侵略者，从而把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到群众中去，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1932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1月，由于村里叛徒的告密，林贞玉离开了新安屯，来到宁安县小牡丹屯隐蔽，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同年秋，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她组织群众把丰收的粮食转移到八道河子抗日根据地，使敌人找不到一粒粮食。同年冬，在她一再的要求下，组织上安排了她下到连队。她行军打仗、站岗放哨，样样走在前头，被战士们称为游击队中的“花木兰”。

林贞玉在行军打仗之余，还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启发群众拿起武器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她能歌善舞，经常用歌舞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激励着战士们勇敢杀敌，象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活跃在战士和群众之中。

1934年秋，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抗联5军1师决定夺取敌人设在斗沟子车站的仓库。林贞玉所在的部队担任阻击敌人援兵的任务，因敌人一列兵车向车站开来，并与我阻击部队交火，情况突变，我军遂改变原来作战计划，决定撤出战斗，林贞玉带领一个班担任掩护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林贞玉同志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0岁。

林贞玉同志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的一位优秀女战士。

冯治纲，1908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1909年他全家来到汤原县太平川耿贵屯居住。

青少年时代，冯治纲先后在太平川和汤原镇读书。小学毕业后，被汤原县司法科录用为雇员，后升任科员，做审案记录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失业回家，帮助父兄种地。

1932年他到格金河，被金矿局经理刘纪三采用做文书、会计工作。1932年下半年，数十股大小不同的抗日义勇军在松花江下游两岸风起云涌，冯治纲加入了经理刘纪三组织的十余人的护矿队，汇入抗日斗争的激流。

1933年冬，冯治纲与来此地进行训练的汤原游击队相会，并得到夏云杰同志的帮助，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为此，他积极建议刘纪三协助、配合汤原游击队抗击日伪军。1934年4月，这两支抗日队伍先把太平川自卫团全部缴械，缴获30余支步枪；没隔几天，又再次将这支重新武装起来的自卫团解除武装。后因伪军自卫团的打击，刘纪三惜命厌战，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带着家眷回克山家乡去了，冯治纲重新组成了一支名为“文武队”的抗日小部队，跟着汤原游击队与日伪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

1934年5、6月间，冯治纲率领的“文武队”配合汤原游击队，攻克了姜家屯，以此为据点，又连续攻破了长发屯和二道岗，创造了汤原太平川根据地。同年10月，冯治纲协助汤原县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完成了接应张传福及其自卫团反正抗日的光荣任务。

1934年秋，冯治纲的“文武队”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加入了汤原游击总队，被编为一个中队，冯治纲任中队长，领导5、7队。

1936年1月初，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冯治纲被任命为参谋长。

1936年3月间，冯治纲与夏云杰同志共同领导6军3个团，袭击了鹤岗煤矿警察队，并两次伏击了敌人的军用火车。同时，运用游击战术与日本关东军、伪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冯治纲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他指挥6军3团一支手枪队，潜入凤翔镇，出其不备，迅速解除了伪军营部两个步兵排和自卫团的武装。同年秋，根据军部的决定，率部队到松花江南岸开辟了依兰、桦川抗日根据地。

1937年4月28日，冯治纲率队袭击了汤原县城，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日本副县长，击毙伪警官、伪职员多名，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解救了70名“政治犯”。

1938年，日本关东军增兵近30万，“讨伐”三江平原，中共北满省委决定，号召抗日联军第3、6、9、11军转移到嫩江平原，开辟并建立新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同年5月，6军决定分两批西征，军事指挥由冯治纲同志负责。同年7月，冯治纲率领首批西征部队向大兴安岭西部地区进行战略转移。10月初，他与金策、王明贵率领的第2批西征部队在海伦八道林子胜利会师。12月下旬，与李兆麟、李景荫率领的第3批西征部队会师。这期间，冯治纲指挥6军2师12团袭击了一辆满载伪警察队的汽车，解除了25名伪警察的武装，打死了日本警尉一名，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抗日联军的军威。

1939年5月，6军12团缴了三合屯警察署的械，得了许多胜利品。7月10日，冯治纲指挥部队轻而易举地把北兴镇警察署和自卫团缴械，并武装了讷河青年救国军。9月18日，冯治纲率3军8团、6军12团攻打讷河县城，活捉了伪团长，缴获了几百支步枪，3万多发子弹和大批给养，解放了300名“政治犯”，壮大了抗日队伍。转移时，又缴了龙河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攻击讷河的胜利，给予了日伪统治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提高了讷嫩平原人民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

1939年末，中共北满省委任命冯治纲同志为东北抗联3路军龙江北部指挥。1940年2月4日，冯治纲所部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的任家窝堡与日本关东军、伪兴安军遭遇，在这次战斗中，冯治纲同志光荣牺牲，时年31岁。

马德山，原名金乘浩，朝鲜族，1911年12月30日出生于上海市。

朝鲜“三一运动”后，马德山的父亲和伯父、叔父为免遭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带领全家从朝鲜平安北道来到上海，后又到天津、沈阳、长春。

马德山的叔父、堂兄、祖父因参加抗日工作，反抗日本宪兵的残酷迫害而身亡，自幼在他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火种。

1927年，马德山同志的父母携带眷属随同黑龙江省军阀吴俊里招雇的几百户朝鲜族农民一起，来到萝北县梧桐河两岸人烟稀少的千里荒原开垦稻田。两年后，其父患病体弱不能劳动了，马德山成了维持全家生活的主要劳动力，从而失去了入学读书的机会。

1930年，马德山参加了列宁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又参加了中共汤原县委举办的第2期军事训练班。他一边劳动，一边参加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号召下，马德山同志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斗争的洪流，并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入党后，担任中共汤原县委的交通员。

1932年，松花江下游洪水泛滥，马德山一家迁到鹤立新农庄落户，他以打渔为掩护，做地下抗日工作。

1934年4月间，马德山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给被围困的50多名汤原游击队员送水送饭，使全体队员突出了重围。1935年间，他又先后参加了解除太平川警察署和亮子河金矿伪军关旅3营1连武装的战斗。

1936年6月，党组织送马德山同志到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校学习3个月。毕业后，组织安排他到抗联6军，任4团某连政治指导员，后任4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6军军长夏云杰牺牲，不久，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批准6军4个团改编为4个师的建制，马德山同志被任命为1师师长。

1937年2月，根据6军军政联席会议决定，马德山同志指挥1师在桦川县火龙沟与六、七百名日伪军交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突出包围，安全转移，到达富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7年5月，马德山指挥部队在富锦县缴了汉奸郭成自卫团，得枪20余支。接着又缴富锦县夹信子自卫团和警察署的械，得枪40余支，并解除了汉奸地主高二麻子自卫团的武装，为部队解决了许多子弹和给养，终于开辟并建立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富锦、宝清游击根据地。

1937年9月，马德山、徐光海同志在依兰县委的密切配合下，争取了伪军38团某营长及其下属两个连伪军哗变抗日，解除了依兰县东部地区汉奸地主王治安自卫团的武装，使6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解除了伪军35团骑兵营全营武装。6军1师成为富锦、宝清一带抗日主力部队之一，与日伪军警浴血奋战中，立下了显赫战功。

1938年3月29日，马德山同志率6军1师部队与6军5师部队互相配合，深入绥滨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三间房伏击伪警察队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

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一个贫农的家庭里。

1924年，因生活所迫，高禹民随父母和姐姐一起，远离家乡来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土龙山落户，后又搬到勃利县，在县城里开了一处小煎饼铺维持全家生活。不久，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遗下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后姐姐出嫁，高禹民被父亲生前好友认为义子收养。

1934年冬，高禹民考入了依兰县立中学。第二年春插班入二年级学习。在这所中学里，高禹民接触了许多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从此，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被压迫的劳苦大众。1935年秋，经姚新一同志的介绍，高禹民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了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

1936年底，高禹民同志接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领导依兰党组织继续坚持地下活动。不久，高禹民同志被调到中共北满省委做宣传工作。

1937年冬，敌人进行秋季“大讨伐”，因叛徒的出卖，我地下党组织被敌人查出。1938年3月15日，敌人在汤原、依兰、桦川、富锦、绥滨和佳木斯等地进行了大搜捕，有359人在这次搜捕中被逮捕，下江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中共北满省委派高禹民同志到下江担任特委书记，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高禹民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打击敌人的决心。他到下江后，很快地就恢复了部分遭敌破坏的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组织。

1938年6月，北满省委决定高禹民同志留守下江坚持斗争，负责领导下江地区的全部工作。他数次率领战士深夜打开敌人的仓库，背回很多大米和面粉，给部队解决给养。

1938年10月初，抗联6军政委李兆麟同志和中共北满省委宣传部长冯仲云同志率部队来到宝清县与高禹民同志所在的6军1师会师。1940年1月28日，高禹民在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议上，被选为省委的执行委员。

1940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重新整顿，编成3、6、9、12共4个支队，高禹民同志被调到改编后的第9支队担任政治委员。同年9月25日，他率9支队参加了攻克克山县城的战斗。此后，高禹民同志从第9支队调到第3支队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3日，高禹民同志指挥部队缴了霍龙门镇百余名“讨伐队”的全部枪支弹药和马匹，捣毁了敌人仓库六、七处，烧掉了许多军用物资和器材。

1940年11月9日，高禹民同志率3支队尖兵班10余人经阿荣旗入鸡冠山，与数十倍于我之敌遭遇，高禹民等同志奋起反击，同敌人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4岁。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别名李葆满，朝鲜族，1901年旧历12月11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

李学福12岁时，父亲病故，他和哥哥种地维持全家生活。1915年，他随母亲、哥哥迁居到饶河县大佳河。不久，他们又搬到三义屯。在这里他开始读书，后因母病故，辍学回家种地。

李学福青年时期就关心政治，后来他当了三义屯屯长，肯于为穷苦人办事，替穷人说公道话，在当地群众中很受穷苦人的拥护。

1931年初，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饶河。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这一年李学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创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他和崔石泉等同志在饶河县城北的三义屯举办了70余名青年参加的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游击队准备了人才。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与救国军取得联系并获得支持，使游击队和反日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开展了反日活动。后因汉奸出卖被捕，险遭枪杀。逃出后，他参加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武装斗争的生活。

李学福参加饶河反日游击队后，担任军需长，负责部队的给养和其他军用物资筹备工作。他想尽一切办法，保证部队物资供应。他还说服救国军第一旅同意接受与游击队联合抗日的协定。不久，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独立营。

1933年12月27日，独立营参加抗日部队联合攻打虎林县城的战斗，独立营以牺牲30多名队员的代价，取得了打死百余名敌人的重大战绩，使独立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1934年2月，饶河地区的救国军全部溃散，独立营再次改称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李学福担任游击大队的领导职务。同年7月，李学福接任牺牲的张文偕大队长职务。8月，他率队攻打雾林洞伪军的一个据点，打死10余名伪军，缴获了13条步枪。冬季，他率队与敌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游击战，使日伪军受到了很大打击。

1935年1月29日，李学福指挥滑雪队员出其不备打击来犯的日伪军，仅两、三天的时间就歼灭日军百余名。2月10日，他又率队袭击了伪军驻地，击毙伪军连长以下10余人，俘敌40人，缴枪50多支。5月，又率队将马鞍山伪军驻地的23名敌人全部缴械。同时还缴了小佳河伪自卫团18支步枪。

1935年9月初，根据吉东特委的指示，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李学福同志被任命为团长。9月20日，李学福率队击溃了小南河、小西山的自卫团，缴获步枪40余支。9月26日，他又率队打击了偷袭的日伪军，击毙日军高木司令以下30多人，伪军伤亡20多人。11月7日，4团收编了“九省”、“庄稼人”两支山林队为独立营，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6年4月，第4团扩编为第4军第2师，李学福同志任副师长。同年11月间，4军2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李学福同志任7军第2师师长。

1937年春，1师和2师合并组成新编第1师，李学福任1师师长。他率1师将伪军“讨伐”队长张大胡子、土豪左殿生枪毙，为民除了两大害。接着缴了警察队24支步枪，打开了同江、富锦游击活动的局面，争取了二龙山第三牌一连伪军的哗变，壮大了7军1师的队伍。

李学福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指挥部队到处打击敌人。同时，他非常注意军民关系，关心群众，部队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的称赞。他关心战士，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没有官架子，从不特殊，得到了战士们的拥护和爱戴。

1938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决定整编东北抗联第7军部队，李学福同志当选为第7军军长和7军党委执行委员会常委。不久，李学福同志因长期艰苦斗争，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半身不遂症，于同年8月8日病逝，时年37岁。

王汝起，曾用名王坚，1905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王家茧坡。父亲是织布工人，因家困，无钱供王汝起进学校读书。少年时的他，七、八岁就开始帮助家里种地，十二、三岁就给地主家放猪、牛。后来父亲被解雇失业，家里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1923年，家乡发大水，王汝起全家只好背井离乡，逃荒到黑龙江省宁安县长岭子落了户。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宁安县，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父亲被日军抢车而轧死在车下，国难家仇，激起了王汝起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同年秋，他在宁安西北区组织了几十人的“红枪会”，决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战斗到底。他率队缴了本村自卫团的械，袭击了修筑铁路的日军，伏击了日本列车，打死了不少日本兵，缴获了一些枪支。这一连串的胜利，使“红枪会”威名远震，队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

斗争的实践使王汝起意识到，只有组织起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于是，1933年他率领“红枪会”加入了救国军第3旅，编为第8团，他任团长，率队活动在宁安、敦化、额木等地，不断打击敌人。

1934年2月，王汝起在救国军溃散后，率队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成立，王汝起所率部队被编为第1师第3团，他任团长。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抗日救国道路。这一年，他率队与日伪军激战数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他严格要求自己，同战士们同甘共苦，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同年冬，他经团政委伊俊山同志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开始，日军对抗联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1936年1月，王汝起执行5军党委决定，率3团掩护1、2师主力部队向道北转移。4月间，他率队破坏了宁安卧龙屯集团部落，缴了马莲河自卫团的械，得步枪40余支，枪毙了叛徒特务。5月间，在宁安烟筒沟伏击了伪森林警察队。6月在三道河子缴了伪军一个连，得步枪百余支，轻机枪2挺，子弹4万余发。8月间到达牡丹江地区。9月从牡丹江南岸过江北，9月末与2军2师5团返回宁安地区共同活动，进出于海林西北各地。

1937年4月，王汝起调任5军2师副师长。1938年1月，王汝起调到7军任1师师长。他关心战士，战斗中身先士卒，使全师士气大振。

1939年3月，王汝起被选为军党委候补委员。为了粉碎日军断绝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经济来源，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王汝起率队主动出击，向抚远、同江等地挺进，先后打下窝通警察所、果夫镇，袭击敌人的交通船，攻进了杨木林子，拿下了抓吉镇，打死了许多敌人，缴获了很多枪支。在7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王汝起同志率1师同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1940年春，抗联7军改编为东北抗联第2路军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从此，王汝起和政委王效明带领2支队全体战士，在敌人严密封锁，军需供应几乎断绝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以顽强的革命精神，转战于乌苏里江左岸，穿插在完达山脉之间，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

1940年5月21日，王汝起率领40余名战士前往大带河袭击日伪军伐木场，他奋不顾身，带领战士们英勇杀敌，打得数倍于我的日伪军死伤惨重。当胜利就在眼前的时候，王汝起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5岁。

赵清和，1899年出生于河北省永平府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幼年时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在家乡给地主放猪、当半拉子、扛大活十几年。

为了摆脱地主的剥削，为了生活，赵清和到旧军队里当了几年兵，经常受当官的欺辱和毒打，后不堪忍受、折磨，他私自离开了军队，独自一人流浪到东北吉林市，最后飘落到黑龙江省饶河县的农村，以卖零工、扛大活和在山沟里开荒种地维持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犯下了种种罪行。中共饶河县委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抗日救国。赵清和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逐渐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耳闻目睹饶河反日游击队英勇抗战的行动和事迹，他决心参加这样的军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终于下了决心，戒除了在旧军队染上的吸食鸦片的恶习，恢复了体质，于1934年初，光荣地加入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在第2中队第2小队当战士。

赵清和同志参加游击队后，英勇杀敌，屡建战功。他随游击队参加了在十八垧地、大叶子沟、虎林三人班等战斗，他一直冲在最前边，一个人打死了五个敌人。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他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决心，相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1934年末，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勇敢的抗日战士。

1935年旧历2月，部队攻打抱马顶子伪军据点，赵清和同志象猛虎一般冲向敌人驻地大院，准确地甩进了几颗手榴弹，占领了制高点，压住了敌人的火力，给游击队的进攻创造了条件，确保了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缴获了步枪37支，俘敌30名，毙敌7名。在伏击伪自卫团的战斗中，他第一个冲出战壕，杀进敌群，和战友们俘敌10名，毙敌7名，缴枪17支，打得自卫团蒙头转向，丢盔卸甲。1935年夏，赵清和被提升为饶河反日游击队第2中队第2小队长。

1935年旧历5月，赵清和所在的中队在虎林黑嘴子一带活动，被敌人得悉消息，并从几面包围上来，经过苦战，游击队终于突围出来，回到游击根据地与主力部队汇合。

1935年夏末，赵清和同志因日夜参加战斗和长期的饥饿，疲劳过度，身体因衰致病，被送到后方根据地休养。在此期间，他仍然想着抗日斗争，病情一有好转，他就跟宣传队到群众中去组织反日会等工作，组织群众为部队运送粮食和物资，为抗日部队募捐，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

1935年9月，饶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赵清和同志任第2连第2排排长。中旬，赵清和同志参加了袭击小南河和小西山伪自卫团驻所的战斗。下旬26日，4团在新兴洞与日伪军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赵清和同志为了夺取敌人的机关枪，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6岁。

金根，原名金光珍，别名金弦，朝鲜族，1903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庆兴郡雄基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908年，金根随同全家移居到中国吉林省和龙县光照屯。

1910年，金根入光齐谷小学读书。1916年考入延吉中学，1917年肄业。1918年考入吉林工业学校。毕业后，他又考入南京大学，终因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使他意识到旧社会的黑暗，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4年至1928年，金根先后担任了和龙县北獐洞、大扇洞等小学校校长。他热情地向学生们传播革命思想，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欢迎。他还广泛接触农民群众，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深入浅出地讲解农民受剥削、压迫的原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还利用办夜校和识字班等形式，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对农民进行革命思想教育。

1929年，金根同志到龙井镇大成中学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和十几名革命青年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的爱人、妹妹、侄儿、侄媳等在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的鼓舞下，都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1930年6月，金根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勇敢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战斗生活。

1930年秋，金根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汪清罗子沟建立了40多人的革命武装组织。1931年先后转移到宁安和穆棱的梨树镇等地进行活动。1932年6月，金根同志建立了23人的北满工农义勇队，金任队长。他率队在穆棱县新成村消灭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反动地主分子。

1933年6月，金根同志为建立密山游击队，同金百万同志一起积极筹备武器，先后搞到34支步枪。1934年2月，成立了密山游击队，金根同志任参谋长。游击队成立后，在杨树林子与150多名伪军发生了激战，击毙伪营长、连副各一名，杀伤伪军10余名。

1934年10月，金根同志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参谋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1935年3月，金根同志代理4军2团团长。他率队伏击了恶霸地主分子组织的反动自卫团，打死自卫团长等18人，缴获步枪18支。

1936年8月，金根同志被调到8军1师任政治部主任。新组建的部队，情况比较复杂，纪律松弛。他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抓紧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进行部队的宗旨教育，做出了“要遵守群众纪律，不准抢老百姓东西，不准吸鸦片”等项规定，使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有了加强。

1936年10月，日寇从佳木斯派来了由10多人组成的“治安工作班”，到8军进行政治诱降活动。金根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措施，将劝降人员全部消灭。

1937年12月3日，在日寇的勾结下，8军警卫连中出现了少数叛变投敌分子，两个叛徒手持枪支突然闯入了桦川七星砬子山金根同志的住处，对金根同志进行威胁、恐吓，金根同志坚贞不屈，惨遭杀害，牺牲时只有34岁。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一个贫农家庭。全家七口人靠租种地主的地，糊口度日。

郭铁坚十三岁那年入刁翎小学读书。1930年考入依兰县立中学。1933年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回到家乡办起一个小学校，自己当教员，把几十户人家的孩子组织起来。他决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把仇恨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

1935年初，郭铁坚同志在金京石等同志的帮助下，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1935年5月，经金京石同志的介绍，郭铁坚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担任了刁翎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通过他积极地工作，刁翎地区有五、六十名青年参加了抗日部队。

1935年8月16日，铁坚同志带领两名党员智取了大通沟伪大排队，缴获了9支大枪和一支撸子，并在铁坚同志的宣传教育下，当场就有6名队员报名参加抗日部队。8月18日，铁坚率领20多人，带着缴获大排的战利品，一起参加了抗联3军，被编为3军1团游击连，铁坚任连长。

1935年9月末，铁坚指挥部队伏击了伪军运送给养的货船，缴获了全部给养和十几支步枪，解决了部队御寒急需的装备。

1936年春，3军1团游击连划归抗联9军领导，铁坚担任游击连指导员。同年5月，铁坚同志调9军军部任科长。1937年1月，郭铁坚同志担任9军1师政治部主任并兼任9军训练班教官。同年8月，铁坚任9军2师师长。

1938年部队西征时，铁坚的儿子被迫寄放在他人家里，被日寇查出，惨遭杀害。他把仇恨记在敌人身上，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为了抗日斗争的胜利，他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在他的影响下，大哥和两个弟弟都参加了抗日队伍，小弟弟最后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1938年5月，郭铁坚同志率9军2师90余人，从依东渡江向海伦远征。当队伍行至铁力时，遭到敌人的围击，9军2师4团团长带领40余人叛逃。面对重重困难，铁坚没被下倒，他用乐观的情绪，高昂的斗志，鼓舞战士，坚定了大家胜利的信心。10月，部队到达了海伦，与3军常有钧部队会合。这次远征，对铁坚和全体战士是一次革命意志的考验，铁坚的确不愧为“铁坚”，他率领的队伍拖不垮，压不倒。

1939年5、6月，李华堂带9军军部30余人，在大罗勒密向日军屈膝投降，铁坚鄙视这些人的无耻。这一年，铁坚同志担任了抗联第3路军第9支队政委、党支部书记，他率领部队转战南北，英勇杀敌，一直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1941年8月初，铁坚同志率9支队从讷河向嫩江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当队伍行至嫩江西岸与讷河交界的郭泥屯时，突然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铁坚同志壮烈牺牲，年仅30岁。

夏云杰，山东沂水县人，生于1903年，读过四年私塾。1926年携妻女逃荒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以耕地为业，农闲时，到黑河金矿当临时工。

1932年，夏云杰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学习班。同年，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次年，夏云杰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建立了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下辖三个大队，共500余人。义勇军曾一度突入县城，终因义勇军内部配合不力，退出县城。随之，各部失掉联系。

1933年，夏云杰收拢旧部，意在重振抗日声威，突袭自卫团营房，缴获敌人14支长枪和2支短枪，遂成立汤原反日游击队。

1934年，夏云杰指示汤原游击队奇袭县自卫团，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从此结束了游击队人多枪少的矛盾。当年6月，夏云杰攻下自卫团炮台，缴获长枪10余支，作战能力得到长足进步。满洲省委赞扬他们是“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至1934年底，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已发展到400余人，成为震撼松花江下游的一支抗日劲旅。

1935年，夏云杰率汤原反日游击总队进入太平川，击毙八名进犯太平川的日伪分子。9月，又派一中队攻入地主乔玉柱大院，将缴获俘财分给太平川的贫苦农民，并罚其巨款充作游击队的抗日经费。太平川从此成了抗日根据地。由于有了根据人民的支援，大大推进了汤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6年，为了壮大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赵尚志、李延禄一致同意帮助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四个团，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同年1月24日至28日，夏云杰以东北人民革命第六军军长身份，参加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夏云杰被推选为汤（原）萝（北）、绥（宾）总指挥兼六军军长。会后，六军以汤原为抗日根据地，出没于小兴安岭的密林河川，驰骋于辽阔的三江平原，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

1936年3月，夏云杰率六军一、二、三团在格节河一带活动，为汤、萝、绥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创造了有力条件。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疯狂推行“以军事讨伐为主”的方针。四月，关东军第九师团开始向牡丹江以西之方正、依兰和松花江以北道河，汤原抗日游击区进行重兵“讨伐”。夏云杰率部队避开敌人锋芒，离开根据地，进入小兴安岭东部的黑金河、格金河、亮子河。我军吃苦耐劳，善于露营，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疾病频发，士气低落。最后，敌人只好宣布“讨伐”结束而退回驻地。

夏云杰乘敌士气低落之机，决定予敌重创。先后向敌之据点进攻：先是封锁日本守备队骑兵连、和矿山警备一队，接着又炸毁吊桥、仓库，同时摧毁了煤矿事务所，击毙日本官史山口为市。途中，指战员还击退了伪军三十八团的追击。数次战斗，使伪三江省军政大员大为震惊，对我军采用的夜袭战术的成功，也大为叹服。

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所谓的第二期大“讨伐”集结伪满第三军营区及汤原日本守备队和伪原治安队，疯狂向汤原抗日游击区进攻。夏云杰为保存战斗力，避开敌人正面进攻，以一部牵制敌人，主力冲破重围，进入敌人防守的薄弱地带。11月，夏云杰在汤原黑河集结兵力，不幸遭到汤原治安队的伏击。夏云杰在战斗中负重伤，后不治而壮烈牺牲。时年33岁。夏云杰临终之际，再三叮嘱战友、妻女，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到东北后，化名张贯一、乃超　、杨靖宇。

杨靖宇生于1905年2月13日。世代务农、其祖父马绥武、父马锡龄。杨靖宇4岁丧父，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1912年入私塾读书，1918年考入确山小学，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生时代的杨靖宇喜欢岳飞的《满江红》，还经常吟颂于谦的《石灰吟》用以自勉。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顾，留得清白在人间。

每当杨靖宇的心头湧上这四名诗时，他立即觉得自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暗中发誓，一定做一个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

　　　　　　　　确山起义　小试锋芒

1926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青团。是年冬北伐军逼近河南，为配合北伐，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发动河南民众反抗军阀统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出指示，号召有条件的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杨靖宇和共产党员张家铎、张耀昶在确山发动民众，成立农民协会，数月之间，已发展到万余人，并以红旗会武装为基础，改为农民自为军。当时，奉系军阀第八军的一个旅部和一个团部在确山驻守，他们是农民自卫军的敌对势力。

1927年，经民主选举，产生确山县农民代表会，杨靖宇当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即1927年3月15日，决定由张家铎、杨靖宇、张耀昶3人统一指挥各路武装举行确山暴动。农民军一度光复确山县城，震动中原。从此，马尚德的名字传遍了豫南。

　　　　　　　　身赴东北　威震敌胆

1929年7月下旬，杨靖宇奉组织委派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因叛徒出卖而身陷囹圄。在狱中，杨靖宇受尽酷刑，终因回答巧妙，为中共满洲省委多方营救出狱。出狱后，杨靖宇不顾体弱多病，坚决要求工作。组织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任命他接替冯仲云出任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连兼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此期间，杨靖宇来到南满，领导了磐石及其以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后来简称“一 ·二六指示信”根据“一·二六”指示，1933年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由于有人民的支持，第一军独立师如鱼得水，发展迅速，于1934年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全军800余人。同年，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1936年，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东北抗日部队统一建制，陆续成立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在此其间，杨靖宇率部四处出击，沉雷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辉煌战绩。抗战期间，抗联第一军战斗540次，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惊恐不安，日夜难宁。

　　　　　 　　  气壮山河 虽死犹生

1939年，杨靖宇已成为日寇的腹心之患，由于杨靖宇的频繁出击，完全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部署。为此，日本关东军不惜重兵，对付抗日联军。1940年，由于众寡悬殊，杨靖宇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剖开了他的遗体。让敌人惊奇的是杨靖宇的胃里居然没有一粒粮食，只有绵絮和草根。杨靖宇是一位让敌人都不能不钦佩的民族英雄。杨靖宇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与山河同在，永远光照人间。 

 金相和，又名金在凤，朝鲜族，1910年2月生于延吉县（今龙井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0岁入小学读书。后因交不起学费被逐出校门。

金相和在家系长子。他辍学回家后，除了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外，还尽力帮助妈妈操持家务。每逢年节，他总是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的衣服缝补好。然后才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穿上干净的衣服。他对贫苦农民非常同情，遇到困难的穷人，他总是热情相助。

他有一次，将露宿外面的5个拉车夫招待在家中，用来之不易牛草将车夫的牛喂饱，又用角瓜汤热饭招待了5位客人。5位车夫感激莫名。

1924年，金相和家迁居蛤蟆塘。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1928年，他和其他几位革命者在一起，在蛤蟆塘组织了“瓦助同盟”“青年会”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的方式召集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1930年5月，中共延边特支领导延边人民开展了“红五月斗争”，龙井、局子街（现延吉市）等城镇的工人罢工，友谊袭击警察所，夺取武装。“红五斗争”使金相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更加成熟。

7月，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中共延和中心县委吸收金相和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成立中共蛤蟆塘区委，金相和任区委书记。10月金相和领导农民赤卫队和金勋领导的游击队密切配合，铲除了汉奸金艺松，杀死了保卫团的翻译金东吾，惩治了反动的耶酥教主教，还为南蛤蟆塘人民除了一大害。南蛤蟆塘有个大地主、名潘光友，人称“潘老四”，是个大汉奸。平日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金相和、金勋率领赤卫队和游击队冲进潘光友家，打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为人民出了一口恶气，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1931年，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勋遇害，在此关键时刻，金相和担任了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任县委书记后，革命形势更加不利，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常驻敦化第七团团长王树堂与权守正为首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串拢延边各地，并到汪清进行野“讨伐”。金相和等同志不得不转移到山里，进行密秘活动。

2月1日晚，金相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下山，他先到永安屯的妹妹金顺玉家，趁夜色向大房子走去。2月2日凌晨，600多名讨伐队，突然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金相和此时正在大房子四户洞的金德家，和中共北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如何扩大赤卫队的武装问题。他们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撤退，只好隐蔽在天棚上，被敌逮捕。

敌人把大房子材全部搜查完，就把全村的百姓赶到保卫团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耶酥和天主教的教徒，可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地主县大有家，逐个进行审问。

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

金相和对敌人的严厉审讯拒不作答。敌人用铁环套住金相和的两个拇指，吊起来毒打。他的两个指头被铁勒得露出了骨头，鲜血直流，他仍然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与金相和一同被捕的韩永浩，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说出埋藏12支手枪的地方。

夜里，金相和担心韩永浩说出更多的党内机密，动员韩永浩接受了金相和的提议用刮脸刀片自杀了。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群众为了怀念金相和，编了十进歌来歌颂金相和的英雄事迹。

曹基锡，又名曹永勋，朝鲜族。1904年3月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钟成郡鹿野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年仅一周岁时，即失去双亲，从此，在他叔父的抚养下，度过了儿童时代。

1923年，曹基锡以优异成绩考入龙井兴东中学。1925年，曹基锡中学毕业，东渡日本求学。1926年，他听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毅然从日本回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曹基锡悲愤地离开部队，回到东北。1930年，曹基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由满洲省委派来的徐公一、马骏在烟集岗屏风砬子召开延吉基层党员干部会议，成立中共延吉区委，隶属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次年，曹基锡任延吉区委书记。

同年夏，曹基锡奉上级党的指示，组织营救关在延吉监狱的革命同志。

1931年秋，根据中共东满特委的指示，曹基锡组织了由中共磨盘山支部书记姜泰益等5人参加的减租减息斗争委员会，领导了农民的“秋收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强迫地主宋宝星打开谷垛“三七”分给农民，取得了秋收斗争的胜利。同年11年7日，恰逢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曹基锡组织群众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标语贴到日本领事馆，伪警察署的墙上，使日伪当局惊恐万状，却给延吉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失败使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敌人于次日派出大批日本军警和自卫队，以局子街为中心，展开大搜捕，曹基锡被关入狱中。

敌人当时尚未知悉曹基锡的身份。曹基锡见敌人看守严密，无法脱身，遂心生妙计，装成傻子。每天傻笑着打扫牢房。负责看守的伪警察将曹基锡当作傻瓜，赶出牢房。故此，延吉区委未暴露。

1932年，曹基锡回到北山村，扔担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同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延吉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怒火。中共东满特委及时地领导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春荒斗争”，号召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走狗”“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农民”。农民纷纷响应，仅延吉就有5万多群众参加斗争。曹基锡领导群众砸开恶霸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并组织赤卫队拿起武器，反抗日伪统治。

3月20日，曹基锡领导延吉地区的农民在磨盘山、五岩洞召开公审大会，会上斗争了北山村、河龙村的日本走狗李昌顺、金柄国等人。在斗争会上激怒的农民当场打死了5个汉奸，释放了只有抢劫行为的金今锡，经教育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来在夺取敌人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事后，由于走狗李昌顺家属的告发，在当月26日，日本警察到磨盘山、五岩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讨伐”把被捕的人押送到日本领事分馆。3月26日，日本军警搜捕了正在北山村主持会议的曹基锡等11人，中共延吉区委遭到严重的破坏。

4月1日，由于叛徒的告密，曹基锡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残忍的敌人得知曹基锡是中共延吉区委书记后，对曹基锡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是，曹基锡在敌人的多次刑讯面前，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他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

1932年4月27日，日本军警用两辆军车载着曹基锡等30名革命者，押进一座土围院子里。曹基锡见院子四周堆满了柴草，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穷凶极恶的敌人，先用机枪扫射，然后，灭绝人性地将汽油浇上柴草点燃，倾刻一片火海。

曹基锡壮烈牺牲，时年27岁。但他抗日救国的功勋永远活在延吉各族人民的心中。

金英信，又名金英淑，又名金永植，1905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20世纪20年代，由于受1919年“三·一”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一些觉醒的妇女开始组织妇女团体，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

1928年，金英信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她的积极努力下、南洞村妇女成立了夜校。斗争中，她与革命者韩星结为夫妇。

1930年，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主持召开了筹建中共延和县中心县委的党员代表会议。金英信作为唯一的妇女代表，与他丈夫韩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年10月，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不久，金英信受党组织的委派，担任中共汪清县委的妇女委员。为了传播革命火种，金英信不辞辛苦，翻身越岭，到处奔波，在她的努力下，汪清县党的地下工作和妇女工作终于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1年春，日寇和汉奸开始疯狂搜捕，金英信不幸被捕，党组织也随之受到严重破坏。在狱中，她坚持斗争，一口咬定自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经过一年有余的时间，敌人仍然没有弄清金英信的身份，于是将她释放出狱。

出狱后，金英信立即找到组织，挑起了中共东满特委妇女委员的重担。这时，她心爱的小女儿身体非常糟糕，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不幸夭折了。不久，她的丈夫韩星在汉城西大门监狱英勇就义。金英信闻讯后，心如刀割，悲痛万分。但她战胜了因爱人牺牲所带来的悲痛对革命充满信心，仍然为党的事业到处奔走。

1932年冬，金英信亲自到和龙县平岗区检查工作，她身穿白色布裙，黑色小袄，脑后盘着发髻，头顶一篮麦芽糖，俨然一幅农家妇女打扮。她路经药水洞到达长仁江，这一天，她患了重感冒，身体非常不舒服。早晨，她刚放下饭碗，自卫队的狗腿子领着一群日寇讨伐队向长仁江扑过来。山上的岗哨发现敌情，马上摇旗向村里报信，同志们开始往山里转移。有的同志劝金英信不必上山，可以放心地用被子蒙头大睡。这样很容易躲过日寇的搜查。但，这个善意的提议却被金英信拒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能躺下，千重要、万重要，完成组织上交织的任务最重要。我一定跟同志一起去。”

说罢，她毫不犹豫地跟着同志上了山。因她有病在身，又加上降了一层厚厚的大雪，跑起路来十分吃力。不一会，敌人追了上来。子弹嗖嗖地从她身边擦过。金英信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当机立断，她迅速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果然，一群日本鬼子和自卫队的狗腿子都掉头向金英信猛打过来。金英信竭尽全力，跑了又跑，跑到山腰一块凹陷的地方，身子突然摇晃一下，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她的身体。敌人一步一步向她逼近，她已经不能再躲。她猛地转过身来以轻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敌人，愤怒斥敌：“你们这些狗东西，要上就上，我就是你们要搜捕的人！”

“你们这些厚脸皮，你们这些人中，有不少是穷人家的孩子，你们不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而对准老百姓，你们还算人吗！”

金英信正义愤怒地斥责使伪军张惶失措，胆战心惊，呆若木鸡。敌军官嚎叫着，命令士兵开枪。金英信被打中了，倒在血泊里。

当敌人冲上来时，金英信那一棵火热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敌人把她的衣服搜了又搜， 一无所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日伪讨伐队走后，同志们收敛她的遗体，发现她大睁着双眼，身上有八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密码。密码后来在烂树叶中找到。

金英信为保护密码，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怀念她。

金顺姬，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安图县小沙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延边，到处烧杀掠抢。国难当头，使顺姬自动就产生了阶级仇，民族恨和强烈地爱国意识。

1930年，金顺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党派金顺姬到和龙县药水洞村，做妇女主任。当时，日本鬼子在距药水洞村20多里的头道沟设立了“日本领事分馆”，驻扎日本守备队和军警，以此为据点扩大侵略势力。借口保护朝鲜侨民，不断地收买朝鲜人中的败类，组成“朝鲜人民会”，利用这个反动组织分化革命群众，削弱抗日力量。当时，药水洞已建立了由中共东满特支领导下的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日伪政权将药水洞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金顺姬来到药水洞后，首先发动妇女积极加入妇女组织。妇女会和少先队还经常配合赤卫队和游击队袭击日伪军，传递情报，破坏敌人的电话线。时隔不久，金顺姬为了革命需要，与担任药水洞赤卫队副队长的孙泰益组成家庭。孙泰益的原配妻子已经过世，留下9岁的男孩和一个7岁的女孩。金顺姬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孙泰益分忧。

1931年，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农民进行“秋收斗争”，制定减租减息的斗争策略。金顺姬是药水洞斗争委员会成员。她反复宣传群众坚决抗租。大地主徐秉源受到沉重经济打击，他于心不甘，偷偷潜进药水洞，勾结本村地主赵学洙，企图向农民收租，破坏抗日运动。

金顺姬得到消息，领人冲到赵学洙家，搜出徐秉源，将他逐出村外，徐秉源灰溜溜地抱头鼠窜，大长了农民的志气，使金顺姬的威望大大提高，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护。

秋收斗争的胜利，惹恼了日伪势力，决定纠集200多名伪军和伪军警组成讨伐军对广大农村进行“讨伐”。

1932年，11月30日，金顺姬得到日伪“讨伐”的消息，立即派人将消息送到赤卫队，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赤卫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布置转移。当时，顺姬即将分娩，行动困难，她拒绝了与丈夫一道转移的建议，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

丈夫走后不久，即传来了“鬼子进村”的消息。

正当金顺姬思索如何应付鬼子的时候，即听到砸门的声音。她镇定自若，理了理头发，拿起水罐，装作出门顶水的样子，向门口走去。门被砸开，两个孩子惊骇地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面前的恐怖景象。金顺姬被押走了，身后传来“妈妈、妈妈 ……”令人不忍听闻的呼叫。

由于叛徒的出卖，金顺姬的身份暴露了。她被押到村瓦洛会会会长郑泰俊家的院子里。这里早已布置好了，全村的百姓都被赶来，团团围在中间。敌人端起刺刀，20多挺机枪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此刻大地仿佛凝固了，死一般沉寂。人们心中都燃起了仇恨的怒火。

金顺姬被绑在树上，她怒目圆睁，昂首挺立。面对残忍的日伪势力，她毫无惧色。

残暴的敌人，蜂拥而上，把金顺姬围在中间，拳打脚踢，皮鞭雨点般地落在她身上。顿时，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敌人没把金顺姬灌醒一次，讯问一次。金顺姬视死如归，不吐一词。

凶残的敌人束手无策，决定实施毒手。敌人将金顺姬等另外几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战友拖进一间草房。敌人在房子的周围堆满柴草，接着用机枪猛扫，烈焰腾空而起，草房很快化为灰烬，金顺姬等抗日勇士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英雄的精神没有死，他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金顺姬，这位中华优秀儿女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中。

具成泰，1892年农历11月19日，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庆州郡的一个农民家庭，别名具保。

他幼时念过私塾，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少年时做过雇工，当过铁匠。艰苦的生活坎坷的经历。练就了他铮铮的铁骨，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1916年，具成泰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流亡日本。先是在山口县铁工厂当工人，后又到造纸厂做工。7年的飘泊生涯，使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朝鲜政府的腐败无能。1923年，他毅然回国。在朝鲜他的革命活动受到朝鲜反动政府的监视，使他无法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927年，他携着老母、妻子和儿女5人，来到中国东北延吉县三区厚洞村落户。

具成泰到延吉的第二年，延边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1930年5月，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延边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红五月斗争”。具成泰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走在最前列。他在开山屯组织了1000名群众，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讲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会议以后，开山屯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农民罢耕、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一次次捣毁日本走狗机关，斗争反动地主。具成泰还亲自带领赤卫队袭击朝鲜会宁的日警驻在所和三会的地主庄园，夺取了他们的枪支，建立了反日武装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1年6月，具成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和龙县农民协会会长。同年秋，按照中共东满特委的指示，具成泰领导了“秋收斗争”。他在开山屯、泉坪等地组织了2000多群众示威，示威队伍用斧头砸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在他的带领下，农民，学生持续斗争了四、五个月，斗争了几个地主，把500担粮食分给80户佃农。同时烧毁了地主的高利贷契约、帐册，没收了他们的粮食、钱款。

革命斗争实践，使具成泰明白了要取得胜利，必须有自已武装的革命道理。在东满特委书记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自卫队，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已，打击敌人。

1932年，具成泰乔装送葬，进入伪船口公安局，假装请求宰牛许可证。趁机解除了伪警的武器，夺走1支手枪、8支步枪，解决了武器的不足。他还用药布做成小口袋，装上辣椒面，作为武器，称之为“延吉炸弹”很有效果。

1932年，日伪武装到开山屯“讨伐”，实行“三光政策”，包围村庄，用机枪扫射。疯狂叫嚣“杀死一百个朝鲜人，定有一名共产党”。

严酷的斗争形势，并没有使具成泰退缩，他发动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1932年，中共和龙县委在厚洞召开县、区干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将游击队、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到渔浪村，并制定了对敌斗争的方案。1933年1月29日晚，具成泰同留下的十几名党政干部在开区区委书记方英世家继续开会。由于日伪走狗韩东镇告密，伪自卫团当夜包围了具成泰的家和会议地址。当时，他正整理文件，外面传来狗叫声和脚步声。具成泰意识到情况危急，为了保护当时在场的10余名同志，他毅然冲出门外，向敌人高喊：“具成泰在这里。”

具成泰的喊声吸引了敌人。待敌人赶到会场时，已空无一人。具成泰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具成泰带伤回到家，又被敌人赶上抓走。敌人枪毙了具成泰，并割下了他的头颅，扔进他爱人的裙子里。三个月后，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人间。

具成泰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和龙县的人民。

崔相东，绰号“列马克。”，1901年出生于俄国沿海洲的一个朝鲜族家庭。1919年，崔相东参加了苏维埃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不久，崔相东告别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辗转回到延边地区。

1930年5月，他参加了震惊东满的“红五月斗争”。同年夏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夏，担任了中共平岗区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崔相东领导区委机关，展开了游击斗争，领导组建了半军事性的区农民赤卫队，扩大了农民抗日武装队伍的力量。在区农民赤卫队成立的大会上，崔相东以其高超的鼓动艺术，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外斗争形势，被大家称为“列马克”。

1932年，中共东满特委为解决农民的粮荒，领导各族农民开展了夺取地主的粮食，清算日本走狗汉奸的“春荒斗争”。崔相东按照县委“春荒斗争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带领区委干部到农民群众中，做组织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平岗区农民掀起了反日斗争的狂澜。农民操起棍棒，冲进地主大院抢粮。一时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等标语口号遍布各村屯。

目睹高涨的抗日士气，崔相东挥笔写下《饥民斗争之歌》，并谱了曲，传唱整个东满战场。歌声激励了革命斗志。不久，崔相东作为县委巡视员到三道沟、开山屯，大砬子等地主巡视，不幸在大砬子巡视的途中被捕。一天，他发现看守所的墙上，挂着伪警察头目的军大衣，异常高兴。他穿上军大衣，佯装警察头目，大模大样向外走去。在路经门岗时，伪兵还给他敬了军礼。崔相东就这样机智地逃脱了虎口。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和龙县委蔡洙恒等相继被捕牺牲。1932年5月，崔相东任县委书记。他领导县委贯彻东满特委瓮声砬子会议精神，决定整顿和扩大游击队，加强党的领导。同时，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敌人的武器，壮大抗日武装。日寇曾对药水洞根据地进行过三次疯狂扫荡，企图扑灭抗日烽火。中共和龙县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开展游击斗争，坚持到同年12月。

1932年，崔相东再一次将县委驻地从药水洞转移到了更加偏辟的渔浪村山区，各区的抗日游击队也陆续集中到这里，统编成和龙县游击中队，开辟了和龙县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县委机关迁到渔浪村后，进一步健全了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和青年义勇军，同时，还建立了适应游击战争需要的后勤部、军需科、兵工厂、服装厂、医院等服务设施，有效地配合了东满的抗日斗争。

1933年，春节刚过，崔相东率领县游击中队袭击了地主张宝林的大院，夺得4支大杆枪、10支步枪、4支手枪，数百发子弹。事后的第三天，日寇纠集和龙县三道沟、二道沟及龙井方面的日本守备队、伪警察、武装自卫团等300余人，组成“联合讨伐队”配备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兵分两路，向和龙县渔浪村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围剿”崔相东沉着果断地组织干部和群众进行突围。县委军事部长方相范和游击中队金世率领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群众。

崔相东精心地指挥群众和县委机关向山里转移。不幸，崔相东腹部中弹，倒在雪地上。这时，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向崔相东刺来，崔相东怒目喷火，从地上爬起来，同鬼子扭打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崔相东强忍巨痛，搬起块大石头，砸向敌人。鬼子被砸个脑浆四溅，一命呜呼。几个鬼子扑上来，崔相东，这位民族英雄，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4岁。 

1899年，徐光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的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自学小学课本，20岁时，始入大成中学。1930年5月，投身“红五月斗争”。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初，徐光受中共东满特委的派遣到珲春县工作。6月，担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他到任后，首先根据形势需要，抓紧扩大抗日游击队的工作。徐光为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已，亲自率领10余名游击队员袭取板石乡南泰孟武装自卫团，缴获步枪10支。1932年9月，中共珲春县委把分散各地的武器队伍统一编成珲春岭南、岭北游击队。1933年，中共珲春县委又以岭南岭北游击队为基本力量统一编成珲春县游击总队。下设两个大队，人员共130多名。这支游击队的大部分队员是党员和骨干分子。他们纪律严明，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2年7月，徐光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当他了解到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以树皮来充饥时，毅然召开会议，决定袭击板石乡日本人的畜牧会社牧场。徐光派6人去执行任务。这6位游击队员先将放牧员绑在屋里，把160多头牛赶到烟筒砬子游击区。徐光把60头牛留下，带领一部分人把100头牛赶到春“山标队”驻地，换取布匹、食盐等物分给群众，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徐光和县委成员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一精神。当时，珲春县驻有东北军的三个营。徐光很重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派优秀的党员干部到救国军中去做统战工作。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珲春县委在与滴达小说校操场上举行2000多人参加的“兵民联合大会”。会上，徐光发表了激情气溢的演讲，号召军民团结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会上，群众把慰问品敬赠给救国军士兵，士兵热泪盈眶、无不为之感动，纷纷表决心，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不把日寇逐出中国誓不罢休。

1932年秋，东满特委根据抗日游击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各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光和其他县委成员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创建了大荒沟、烟筒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

大荒沟位于珲春县城北，离县城90华里，山高林密、峰峦迭起，沟谷纵横，十分有利于打游击战。

冬季，徐光领导革命群众，在根据地内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此，人民当家作主，支援游击队，到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年末，日寇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血腥“讨伐”。徐光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势力，联合更多的抗日部队，有力地打击敌人，于1933年6月，率由根据地群众和儿童组成的慰问队到三道沟马营屯进行慰问活动，开完联欢会，已到深夜。慰问队就到离马营屯一里的雪岱山游击队驻地住宿。他们正在熟睡时，驻马滴达的鬼子兵趁夜袭来。当游击队哨兵发现敌人时，立即鸣枪报警。突发的枪声，惊醒了游击队们。情况十分危急，徐光临危不惧、沉着、勇敢地指挥游击队员们投入战斗。徐光为了同志们安全，带领一组队员，掩护同志们突围出去。战斗越来越激烈，他指挥队员。集中火力，引诱敌人，敌人的火力都集中到他们的方向。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这时，徐光指挥一部分人浴血奋战，边打边撤，准备突围。但因敌众我寡，队员们一个个倒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河边的树林里发现了徐光的遗体，同时发现了他经常带用的一把精巧的小刀。同志们拿起小刀，发誓为徐光报仇。

徐光和同志们永别了，但他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吴彬，1904年5月26日，生于朝鲜稳城的一个农户家庭。小学毕业后，在朝鲜无法生存，随父移居中国吉林省龙井县。其父省吃俭用，继续供他上学。 中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珲春县举办的运动会，意外取得摔跤冠军，并得到一头牛的奖品。吴彬依例，披红骑牛绕场一周，博得所有观众的喝彩。

1929年，吴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东满特委为了加强珲春县的领导力量，决定派吴彬任珲春县委书记。他到任第二天，即召开县委扩大会，会上，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极力主张在群众中召开批判汉奸走狗大会。决定后，立即抓来5个汉奸走狗，一连批斗了5天。这次行动暴露了吴彬的干部身份，给汉奸以可乘之机。汉奸向鬼子告密，珲春日本领事馆立即派出讨伐队。由于发觉及时，县委主要领导相继转移到安全地带；但来不及转移的群众却惨遭劫难。日本“讨伐队”一下竟抓去了80多名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被抓走的群众，除中途逃掉的50多名外，其余40余名被关了一年有余，才获释。

吴彬的冒险，给抗日救亡运动造成很大损失，于是被东满特委免去县委书记的职务。挫折和教训使吴彬很快成熟起来，使他意识到，不能主观臆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不久，东满特委派他到珲春县春化乡东兴镇，做救国军司令王玉振的统战工作。

珲春救国军原系张学良部的一个营。“九·一八”事变后，改称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副指部（旅），隶属黑龙江省东宁县王德林总指挥领导。驻东兴镇的王玉振有一支别动队，约四五十人，多数是朝鲜族士兵。在吴彬的宣传鼓动下，效果很好。不料，王玉振突然投降日寇。吴彬只好撤出，改任大荒沟游击队队长。大荒沟的条件十分艰苦，武器装备不足，供给亦非常困难。吴彬到任后，团结士兵，鼓动士气，坚持了抗日游击战。

1933年秋，党集中各县游击队和反日部队，到黑龙江东宁县攻打日军驻地。当时日寇集结了1000多人，各县游击武器合计有3000多人，但其中有500多人是伪军起义过来的士兵，他们的思想很不坚定。党还来不及做好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汪清县游击队又过早出击，由于没有其它部队的配合，最后只好撤出战斗。吴彬到达时，战斗已经告一段落。吴彬只好率部休整。不久，根据上级命令，于1933年，游击队撤回大荒沟。

8月17日，游击队夜宿在梁东焕等几个老乡家。第二天清晨，日本守备队60余人，在叛徒裴元一的引导下，偷偷潜入村内，先是抓走了哨兵，然后直扑游击队驻地。驻地哨兵由于缺乏经验，没有鸣枪报警，鬼子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犹如疾风暴雨扫向游击队的住处。

枪声划破了寂静山村的夜空，惊醒了酣睡中的战士和乡亲，鸡鸣犬吠，顿时，整个大荒沟变成了一片火海。就在部队和乡亲们的生命财产面临毁灭的紧急关头，只见沉着的吴彬表现出非凡的指挥才能，他一跃而起，大声喊道：“你们快撤，我来掩护”。

话音刚落，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鲜血顺着弹孔向外涌出。伤痛压不倒忠真，吴彬如同巨人般地挺依着门框，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提枪，一梭子弹射出去，打倒了好几个鬼子兵，打开一条血路。在他的掩护下，有17名队员从南门安全撤出，吴彬等13兵队员英勇牺牲。

游击队员和大荒沟的乡亲们以无比悲痛的心情，掩埋了自已的亲密战友。吴彬等烈士虽然和战友们永别了，但他那崇高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战斗下去。 

李用国，又名全一，绰号大个子、孟子、傻子。1904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寒洞里一个佃农家庭。1915年，随父母迁至延吉县风林洞下村。翌年，他进风林洞祠堂学习。1922年，考入龙井县恩真中学。在校学习期间，他加放“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著作。

1927年春，李用国经北满来到东满延吉县风林洞，和他爱人金英植、同学金根等同志一道，创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播下革命的种子。

1930年，李用国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9月末，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改建为延和县委，李用国任共青团延和县委书记。10月，改任共青团东满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步伐，使广大贫苦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现实，李用国到嘎呀河地区、领导中共汪清县第五区委开展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斗争示威持续了两天，部分村里的地主被迫同意减租，对地租实行“四六”或“三七”分成。

1932年春，中共东满特委调李用国到汪清县委军事部，统一领导和指挥游击队、赤卫队和李光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不久，李用国担任了中共汪清县委书记。他在龙蟠沟亲自领导了全县的春荒斗争。这场“春荒”斗争坚持了两个月之久。通过“秋收”、“春荒”斗争，群众的觉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横扫了亲日势力。残忍的日本鬼子，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惊恐万状，决定对抗日军民实行军事“讨伐”。汪清各地一度变成火海，15个村党支部和许多革命群众团体遭到破坏。

入夏，李用国带领县委和游击队，着手创建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9月，党组织有很大发展，组建了5个区委、21个支部，党员272名。

按照中共东满特委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的指挥精神，李用国在县委机关内挑选出有知识、有能力的同志组成工作队，分赴各个游击区帮助指导建立苏维埃人民政府，以坚持长期对敌斗争。

12月初，第五区首先在泗水坪建立了区苏维政府。月末，第二区小汪清苏维埃人民政府和蛤蟆塘，腰营区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宣告成立。

在庆祝成立第二区苏维埃人民政府当天，李用国对与会的代表们意味深长地说：“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避免亡国之路”。

新成立的小汪清苏维埃人民政府设立了土地部、教育部、政治部、军事部等办事机构。为了保证根据地内的斗争需要，政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并建立兵工厂、印制厂、被服厂，还办起了学校、扫盲班、夜校组织宣传队和文艺队等。

苏维埃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废除了伪政权的法令、对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保证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都享有的平等权利。在经济上没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土地、房产和其它农县、资产等，分配给贫苦农民和游击队士兵的家属。还废除了苛捐杂税。

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地内的斗争形势非常好。在繁忙的工作中，李用国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到苏维埃政府所属的自卫队、儿童学校、抗日医院、被服厂等地。教育人们不要满足暂时的胜利，而要牢固的树立长期斗争观念。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斗争的道路不是平坦的。1933年6月初，中共东满特委进行内部肃反斗争。李用国被误杀。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重新审查了李用国案，为中共汪清县委书记李用国恢复了名誉，定为革命烈士，错案终于得到纠正。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一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他17岁任团政委，18岁任师长兼政委。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周树东。

周树东，汉族，1918年2月5日生于山东平度县北滚泉的贫苦家庭，7岁时隨父母闯关东，来到东北边陲珲春县安家落户。1930年，周树东考入珲春东北中学。当时的校长孟昭全是个思想很开明的人士，他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师任教，同时还购买很多进步书刊，为周树东的思想培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周树东1932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了吉林省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八团第二营营长王玉振所部的起义部队，走上抗日的道路。

可惜，王玉振抗日并不坚决。他在任救国军旅长时，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表现十分懦弱，竟率部投敌。周树东跟隨连长孔宪琛参加珲春县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树东非凡的组织能力被很快发现。组织任命他负责共青团工作，历任支部书记、共青团汪清县委驻绥芬大甸子特派员、共青团东满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时任东满特委书记的魏拯民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个虚心研究问题实际经验比较多的好干部。1935年冬，周树东奉命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团政治委员。

周树东上任不久，就打了一个令敌人哀叹的漂亮仗。他率本团部分主力撬开大段铁轨，使得从朝鲜新会开东京的国际列车出轨，机车干净俐落地跳下山崖，车厢大部出轨，车厢内已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的日伪人员全部被俘，其中，有将官一员、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高级文员一人，缴获伪币十万余元及大量军需物资。此后，周树东又率本部主力多次重创敌顽。先是毙伤吉良“讨伐队”50余人，之后又在京图铁路沿线多次伏击日军列车、装甲车、缴获大批粮食、白糖、烟草，同时毙敌60余名。

1936年3月，周树东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同年4月6日，周树东率第一师主力伏击日伪部队，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名，缴获大批轻重机枪、步枪。同年7月，二军一师改称四师，周树东仍任政委。9月四师师长安凤学投敌，周树东遂兼任师长。在长白山区一线，周树东率四师主力200余人，在安图一线伪军第二旅第十团遭遇。周树东指挥高超，击毙敌第二军管区副司令石川隆吉少将以下60余名。气急败坏的日伪军为了疯狂报复周树东，急急抽调精锐部队5000余人，围追堵截第四师。周树东机警地甩开敌人，在军长王德泰的指挥下，进入临江，解除了驻大阳岔伪军2个连的武装，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60余支，焚毁了伪军兵营，搬掉了我军往返于抚松、临江一带的绊脚石。

同年11年下旬，四师与军部在抚松县小河村再次会师，突然与伪靖安团500余人遭遇，双方激战了3个小时，局面仍对峙状态。周树东见正面无法击败敌军，果断命令一团长崔贤率一个连从侧面出击。伪军腹背受敌，很快溃不成军，被我军击毙80余人，狼狈逃窜。

1937年4月初，周树东率部在安图县荒沟岭北路，截击敌人运输大车队。下旬在安图县升平岭，又击溃日军获原部队，次日行军至大沙河金厂附近，与伪治安军“神选队”遭遇。由于第四师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得不到及时修整，惨烈激战之后，重创敌军。但第四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抗日名将周树东壮烈牺牲。

　  周树东殉国之年仅享年19周岁，但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整整奋斗了5年。他虽则英年早逝，但，他的英名却永垂史册，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王仁斋，曾用名王人增，1906年9月21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侯候家乡高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入学读书，1924年毕业于山东青州（今益都）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回家任教。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王仁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不久，从事工人运动。后因受伤，归家养病。1929年，以带病之躯到东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柳河县三源浦北校校长包景华组织抗日队伍，被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伍收编为第九路军，任包景华为第九路军司令，王仁斋任政治教官。同年八月，海龙中心县委在原县委游击队的基础上，以第九路军中工作的党团员为骨干。组建海龙工农义勇军。1933年，杨靖宇将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王仁斋任队长。

1933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王仁斋任副官长。在王仁斋的提议下，杨靖宇在三源浦打了一个漂亮仗。战斗使独立师声威大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士气。

1935年王仁斋调至军部，曾根据杨靖宇的指示，亲率200余名战士攻入敌军把守甚严的军事重镇桓仁县铧尖子，破坏了军事设施，焚毁伪警察署。年底，又在捞子岭截获日伪军辎重大车队。

1936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成立，王仁斋任三师师长。此后，他便率三师转战于海龙、柳河、清源、抚顺、兴京、桓仁、沈阳、西丰、铁岭、开原广大地区。

同年7月，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王仁斋任抗联一军三师师长。为了扩大抗日联军的影响，王仁斋率部从兴京岔路子出发，挺进抚顺。途中收编了反日山林队“双虎”约300余人，攻打了南杂木、苇子峪。20日，袭击了抚顺搭连嘴子，俘敌10余名。9月20日，王仁斋带领部队在桓仁公路的梨树沟门设伏，一举截获了日伪军载运军用物资的大车21辆，补充了部队的给养。

为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王仁斋执行军部决议，克服种种困难，迅速将三师改编为骑兵，准备趁辽河封冻之际，利用骑兵冲过辽河，直抵热河入关。未料，当年冬季气候温和，辽河尚未封冻，船只又被敌人控制，渡河受阻，部队只好返回清源。

从1937年初开始，王仁斋率40余人转战沈阳、抚顺、清原各地。同年7月，王仁斋得知沈阳测量局一个日本高级军官要到抚顺检查工程。工仁斋经过周密部署，将该日军官活捉。为了扩大抗日影响，王仁斋亲自化装成日本军官，潜入天主堂，智擒了美国神甫，让美国神甫转告日本当局，只要日本人拿来武器弹药，就可以放他回去。日本当局不愿得罪美国人，多次通过“关系”乞求抗联放回美国神甫，使抗联声名远扬。王仁斋还曾率队到达沈阳郊区，先后几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搞得敌人日夜不安。

1937年年末，王仁斋带领通讯员小朴和一名小战士从筐子沟岭出发去岭南筹集子弹，当他们行至钓鱼台时，突然遭到伪警特务的袭击。王仁斋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向后山转移，不幸，右腿被子弹击中。在小战士掩护之下，通讯员急步上前，背起王仁斋向后山撤退。上山后，王仁斋与小林将文件焚毁。当此时敌人冲上山顶，激战之后，王仁斋等三人全部壮烈牺牲。牺牲时，王仁斋年仅31岁。

　  王仁斋牺牲后，抗联战士和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将他安葬。王仁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彪柄史册。